作为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温铁军此建议不乏真知酌见，值得考虑。
目前，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已经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自主权，正是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可以预见，这对于促进农业增效、农业增收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这其中，我们不能忽视粮食安全的现实问题。
当前的农业种植效益低，其中，种粮的比较效益更低。由于粮食的基础地位，在现实国情下，不可能完全做到以市场来调节价格。这预示着，粮食将在一定时期甚至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目前的微利现状。
虽然目前“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提高了种粮农民的收益，但在农资价格节节攀升及粮食价格长期压抑的现状下，单纯种植粮食的农民仍将面临增加收入的压力，而高层次的需求则难以实现。
受利益驱动，这一背景下土地流转出来的土地会更多地转向非粮食产业。虽然政策规定不允许改变耕地农业用途，但在农民增收的压力下，难保地方政府乃至农民不变相打土地的心思。即使在农业框架内，流转出来的土地也会更多地流向花木、蔬菜等相对效益较高的产业――当前土地流转的成功先例，也鲜有继续从事粮食生产的。这就意味着粮食安全将面临挑战。
在充分尊重农民种植权的今天，市场力量比行政命令更有价值，也更能让人心服。对于粮食这种半市场产品而言，这时就需要政策补偿。正如温铁军所说，“给那些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种粮农民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言下之意其实是给农民更多补偿，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应该是以财政贴补的方式，保证农民的种植收益――这也符合“多予”的方针，也与袁隆平提出“国家按交粮量直补粮农”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是三农问题专家，一个是“杂交稻之父”，温铁军和袁隆平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补偿。从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考虑，赋予种粮农民一定“超国民待遇”，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是值得的，不妨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