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12月1日报道：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根据一位常年在基层从事禁毒工作的人士估计，过量吸毒仍是目前导致吸毒者死亡的主要诱因，而遭艾滋病夺命者的比例不超过20%；同时，来自官方的另一组数据也证实，性传播已超过注射吸毒，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尽管如此，吸毒与艾滋病牢靠的伴生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

160多年前，一场因毒品而引发的战争，将中国的大门从广东强行叩开；160多年后，已经隆起为经济发展高地的南粤，“白色恶魔”制造的恐怖阴云仍未消散。据统计，广东的“瘾君子”群体规模已经超过14万人，其中80%以上为35以下的年轻人。

吸毒，背后不仅连接着病态的个体，更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集中投射。

一旦沾染毒瘾，任何伟岸的躯体，都会如同一只羸弱的飞虫掉落蛛网，等待肉体、精神和资财被统统榨干。而面对经络细密的毒品网络，由警方、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组建的综合防控体系，却仍待发育成熟。特别是在农村，相对薄弱的治理之手在招架来势汹汹的毒魔时，多显心有余而力不足。

11月27日，广东省罗定市围底镇某村高低错落的屋间瓦舍，沐浴在罕见的大雾中。上午10时许，沉沉雾霭才被强烈阳光刺穿，而渐渐消散，古老村落开始睁开惺忪的睡眼。光天化日之下，一场场特殊的交易，也开始渐次登场。

此刻，村民陈伯正坐在竹椅上，打量着从门口匆匆闪过的每一张面孔。突然，一辆摩托车像兔子似地从他门口窜过，癫狂地向村子深处跑去。

突然的异响，惹得陈伯心中不由一惊，但在瞟了一眼摩托仔迅速远去的背影之后，惊魂顿时消散。

“送毒品的。”陈伯面无表情地说。反而是南方农村报记者吃惊的神色让他觉得有些讶异，“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陈伯的淡定来自一种熟视无睹后的麻痹，“送毒品的每天都会在村里来来回回十几次，一般中午、下午是高峰时间”。由于正扼在入村的咽喉位置，陈伯的家成为运毒摩托车车流量的最佳观测点，“他们(送毒者)的电话我都知道”。

而这个送毒故事的续集，也很快被多次目睹交易过程的陈伯勾勒出来。

不出三分钟，摩托车将刹车于村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在30元收入腰包之后，两粒药丸将会从摩托仔的口袋中，转移到一个年轻吸毒者的手中。“整个过程不用一分钟”，陈伯说，在这个默契的交易中，讨价还价纯属多余剧情。

每天，警察都会定时现身。陈伯所在的村庄是围底镇乃至罗定市吸毒问题的重灾区，也成为地方政府确定的重点防控村。不过，警方每天一次的巡查频率，相对于每日穿梭往返的送毒者，则显得稀疏许多。

根据由陈伯统计的一份非官方数字，在这个近3000人的村落中，吸毒者超过50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包括十六七岁的学龄少年。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透露着村民的无奈――“只要孩子不吸毒，就是个好家长。”

留守少年染毒19岁殒命

计生干部吸毒败光家产

目睹送毒者来来往往掀起的滚滚烟尘，阵阵隐痛也会偶尔在陈伯的心中发作。5年前，自己的堂侄强仔(化名)，也曾在这个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最终被毒品夺去了年仅19岁的生命。

在强仔5岁多的时候，父母便远赴佛山，成为珠三角的打工一族。与广东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孩子一样，成为留守儿童的强仔被委托给已年逾古稀的爷爷照看。在爷爷的印象中，强仔是个淘气的孩子，不爱读书。

还没拿到小学毕业证书，强仔便走出了校园，勒在这匹桀骜不驯小马脖子上的最后一道缰绳也随之脱落。

陈伯判断，强仔的吸毒史也开始于此时。因为，在其辍学后不久，家人便发现强仔经常出现哈欠连天、精神萎靡的反常举止，而这正是毒瘾发作的典型表现。在吸食K粉、摇头丸等初级毒品3年之后，强仔学会了静脉注射的方法，开始向生命的终点加速奔跑。

10秒，这是一个吸毒者通过注射方式完成吸毒过程所用的平均时间。“技术比我还熟练”，一位村医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调侃道。由于不用消毒，一扎，一推，一抽，生命的减法，弹指之间便可“轻松”完成。

毒瘾不仅侵蚀着强仔的身体，也成为伸向其父母的庞大吸金机。“他(强仔)每次去看父母都是为了偷钱。”陈伯说，强仔近10年的吸毒史，让家里至少损失了10万元。

强仔是家中的独子，父母早早就为其建起了一栋漂亮的新房。然而，如今孤零零矗立的楼宇，却无法成为这个花季少年的洞房。

由于长期浸润于毒品之中，孱弱的强仔数次晕厥、休克，但幸亏家人发现及时，屡屡于生死线上惊险脱身。直到2004年，19岁的生命最终被画上了句点。

然而，毒品阴影却一直缠绕着这个家庭。强仔的姐姐远嫁珠三角，没想到丈夫也是个“瘾君子”。

“但愿天堂没有毒品”――每当想起强仔，陈伯都会这样暗暗祈祷。

在陈伯看来，掺杂在毒品中的大量有害化学毒物，是过早夺走堂侄生命的另一元凶。由于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能力支撑，农家出身的强仔只能一直吸食人工合成的劣质毒品。

据了解，经济条件较为拮据的农村吸毒者，大多以由化学合成、纯度极低的“人工”毒品为食，其有害物质含量超过海洛因等纯度较高毒品的数十倍。如果说高档毒品能让吸毒者撑过30年，那么吸食劣质毒品则不超过15年便可致命。

另一方面，当地有关干部子弟吸毒的新闻，也在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最让陈伯扼腕痛惜的是妻子娘家的一位亲戚。此人曾是一位计生干部，由于吸毒，不仅二三百万家资败落一净，其父在公路旁的10块地皮也被其全部变卖。最终，自己也被地方政府扫地出门。

“他吸的都是高级毒品”，陈伯说，虽然这位亲戚的吸毒史已经超过10年，但强仔的悲剧目前还没有在他身上重演。

费用高致自愿戒毒偏少

犯罪后始遭受强制戒毒

“吸毒者主要来自中农”，陈伯用曾经的革命术语来定位农村中易染毒品的高危阶层。在他看来，那些介于富裕与赤贫之间的中等收入农民家庭，其子女更容易成为毒品的奴隶，因为，这类小孩有钱尝试吸毒却没钱进行戒毒。

一般而言，如果发现及时，将涉毒未深的青少年在吸毒初期送入戒毒所进行治疗，仍有很大几率助其摆脱毒魔。然而，对于农村的许多吸毒者而言，数道现实障碍却横亘于戒毒之路上。

发现子女沾染毒品，封锁消息是许多农村家长下意识的自然反应。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考虑，他们往往只将其软禁几天，如无法见效，便开始听之任之。

将其送入戒毒所，则更是许多家长万不得已才用的下策。因为如此一来，不仅会闹得满村风雨，另一方面，高额的自愿戒毒费用，也让许多农村家庭在戒毒所的高墙外止步。

据了解，我国尚未对自愿戒毒的收费标准进行统一定价。根据实际操作中出现的相关案例，目前自愿戒毒费用徘徊在每月1800元至4000元之间。如此的超高门槛，让自愿戒毒成为许多吸毒者家庭心中的“乌托邦”。自愿戒毒也只能成为财大气粗者独享的另一项“专利”。陈伯妻子的亲戚，虽然也是被当地派出所送去戒毒，但前提是家属已经同意负担戒毒的全部费用。

等待与忍耐，这是农村家庭出现吸毒者之后的唯一选择。而等待甚至盼望派出所将吸毒子女抓去戒毒，这已不被认为是一种“虎毒食子”式的不仁。“这样就不用自己掏钱了。”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通常来说，这种等待并不需要持续很长时间。

如同毒瘾一样，每月至少上千元吸毒费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也时刻缠绕在大多数农村吸毒者头上。一旦资金断流，犯罪就成为必然。

罗定市罗城镇政府一负责禁毒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地60%的农村治安案件，都有毒品的影子；而超过90%的吸毒者第一次走进戒毒所，也正是由于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围底镇的一位村民向南方农村报记者介绍，买毒、吸毒、抢劫、偷盗，循环往复，就是一个吸毒者的全部生活。附近的国道、省道路段，每天晚上1－3点的时间，是吸毒者出没的高峰期。“没有人敢走，非常危险，经常有人出来抢劫。”村民说。

犯罪的高发，最终引来公安机关的介入。这些吸毒者除了要面临相应的刑事处罚，将首先被送进强制戒毒所。根据有关规定，强制戒毒费用大部分由地方财政埋单。

瘾君子自囚六年难戒毒

超九成吸毒者戒而复吸

也有人自愿戒毒，但大多以失败告终。

2003年，有着20多年吸毒史的资深瘾君子陈奇(化名)开始了痛苦的戒毒历程。从这一年开始，寒来暑往，6年光阴，陈奇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宅男”。罗城镇某住宅小区一座楼房的6楼顶层，几十平方米的空间，对陈奇来说，就是世界的全部。然而，这种接近自虐式的囚禁，并没有还给他一个清净的生活。

这是一个香港电影中似曾相识的镜头――为了继续将陈奇牢牢粘在这张毒网上，见不到陈奇面目的毒品提供者，开始通过遥控式玩具直升飞机，每天选择陈奇毒瘾发作的时间，将毒品运上陈奇自囚的6楼房间，然后让毒品在陈奇的视线中晃来晃去。而对于毒瘾一旦发作便完全丧失“免疫力”的陈奇来说，接下来自然鱼上钓钩，自囚“牢房”成了他新的吸毒屋。

在一份截止于2009年9月20日的统计资料中，罗城镇登记吸毒人员总人数达344人，其中129人正在在接受强制戒毒。据该镇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数字较之几年前已有大幅下降，外出或死亡是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成功戒毒，将名字从这份黑名单上抹掉者，则寥寥无几。

在这位常年从事吸毒人员帮教工作的官员看来，有些狡猾的吸毒者，甚至千方百计逃避强制戒毒。“前几天一个被强制戒毒的人，因为受不了戒毒所的生活，将非医疗用的针头插进肚子，现在正在医院救治。”另外，即使进行强制戒毒，复吸率一般也在90%以上。“毒瘾易戒，心瘾难除。”吸到死，是许多吸毒者的宿命。

（来源：南方农村报） (本文来源：南方农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