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中午，即事故发生4个小时之后，山西省安监局调度中心和襄汾县委、县政府提供的伤亡数据均为“1死1伤”。8日深夜，在山西省主要领导和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内部情况通报会上，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说，事故的伤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70人。谁料，伤亡人数却在7天之内9次更新，成了今年以来全国发生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也是近四十多年来尾矿库溃坝最严重的一起特别重大事故。
从“1死1伤”到“254死34伤”，每一次数字的攀升都令人揪心，让我们泪流满襟；从31小时内新增死亡人数76人到51名遇难者遗体一度“失踪”，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下竟然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不由不让人对当地相关负责人“51具遇难者的遗体没有经过法医组的程序直接被家属领走了”的“解释”打个大大的问号。联想到事故的定性从最初的“因暴雨发生泥石流”到现今的“特别重大责任事故”之变，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这51名遇难者“失踪”的背后，其实是大有“隐情”的。
在我看来，当地官员“瞒报、漏报”的原因并非是转运人员与交接人员的工作衔接存在漏洞。如果是相差三五人，或许能“自圆其说”，但51具遗体齐齐“失踪”，“衔接存在漏洞”之说便是弥天大谎。说白了，一是当地主要领导为保官帽――不少地方将事故伤亡人数与当地领导的政绩挂钩，一旦“死亡指标”超标，就会遭到“一票否决”，影响某些主要领导的评优晋级升迁。因此，“瞒报”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早就成了官场“潜规则”；二是为了淡化社会关注度。因为死亡和失踪人数越多，越会引发诸如信息不畅、组织不力、指挥无方、贻误战机等“联想”……
由是观之，在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一些地方官员不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命为重，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打着“小九九”。正是这种虚幻和功利的政绩观，导致伤亡数字在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官场“游戏”，需要瞒报时，就连51名遇难者都可以齐齐“失踪”！如果不是幸存者和现场目击者立即提出强烈质疑，如果不是安监总局负责人明察秋毫，这曲“瞒报”闹剧可能还不会立马谢幕。人们禁不住要问，老百姓命咋就这么贱呢？某些官员为何敢这么胆大妄为？无视老百姓生命的“官”还配当官吗？
目前，襄汾“9・8”特别重大溃坝事故已启动了严厉的问责程序，主管副省长被免职，省长也已引咎辞职。新闻还说，襄汾县政协一个副主席、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和事故发生地的陶寺乡一个领导等3人因涉及“瞒报”问题，已经被有关部门审查。不过，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不少人都心存疑虑，认为这些“副职”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如此数额巨大的“瞒报”，你就是借他们一百个胆，他们也是无力遮天的，背后还有比他们大着的官在“发号施令”。
民众热切期盼，随着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能拔开层层迷雾，让51名遇难者一度“失踪”之谜在舆论监督下现出“真面目”，给百姓一个令人满意的“下回分解”。如果确系地方官员恶意瞒报，那就不能只满足于媒体曝光和批评了事，而是要依照业已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严处相关责任人，该摘帽的要摘帽，该送进大牢的要送进大牢。如果“高压线”不带上“高压电”，拿百姓人命当儿戏的“瞒报”就不会胎死腹中、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