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畜牧水产局局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一干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高层人员被免职。与此同时，依据有关程序，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田文华也被解除了职务。这样一捋到底的处理，可谓大快人心，亦合乎情理。
不言自明，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会酿成，向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不法奶农或奶源供应商等犯罪嫌疑人，固然是利益熏心的灾患肇始者，但毒物一路通关直达婴儿的腹中，折射出的无疑却是制度性的一片茫然――我们很难想象，从奶源生产、收购、销售开始，再到奶粉制品的加工制成，又到作为打上质检合格印证的商品流向市场，并流通于各销售终端，在这诸多环节中，企业宣称“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内部安全自监，俨然就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一系列原本应各司其职、陈力就列的政府部门外部监管，更可谓形同虚设、极端地不作为。
在此意义上而言，三鹿奶粉事故不发生，恐怕才是咄咄怪事。人所共知，三鹿奶粉事故并非初始的摹本，在此之前发生的多起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中，如面目逼肖的阜阳大头婴儿事件，或性质相距不远的齐二药假药案，莫不如此。诚然，若超越相关人员失职受罚的表相而视之，所谓安全监管者，其实就是不折不扣安全事故实质性缔造者。而根源于这种制度性的失明或失能，某一特定灾患的发生未必“空前”，但绝对不会“绝后”，这一点才是真的可怕。
据16日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三鹿奶粉事故”的答记者问可知，与对三鹿奶粉的事故后质检同步，“我们对其余的109家产品生产企业的491批次婴幼儿奶粉进行了检验，其中22家企业69批次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占这些企业的20.18%，占总批次的14.05%”。闻此不幸消息，笔者禁不住对三鹿奶粉事故的重磅发生感到格外“庆幸”了。显然，置换三鹿充当各方严打之靶子的替代者，自然是不乏的，但能否引起我们对整个奶制品行业安全监管工作应有的重视，能否引起各方责任部门对自身职能亡羊补牢后的自觉，恐怕要打个不大不小的问号吧。
一言以蔽之，对三鹿奶粉事故涉及者毫不手软地严惩，的确让公众见证了执政为民行政伦理之庄严神圣，也给予了受害者一个关乎政府自律的必要交代。但若不以此典型整治为契机，去反思安全监管制度，尤其是食品药品等与人人皆攸关的行业，由来已久鲜有责任与使命自觉之深层弊病，我们很难想象，在“大头娃娃”、“结石宝宝”之后，我们究竟还会创造什么耸人听闻的公共安全“奇迹”，而某些俨然只会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吃饭衙门”，留之又有何用，这也将成为一个共识性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