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丰文作最后一搏
在投身足球54年后，70岁的高丰文要做足球生涯中的最后一搏：用5年时间培养最后一批孩子，争取将来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有那么一两个穿上国家队的队服”。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沈阳报道
刚刚过去的夏天，为高丰文看家护院十二年的旺旺死了。
旺旺是一只狼狗。1997年的初秋，高丰文把它从北京带到了683公里之外的沈阳，然后又沿102国道一路向西，来到距市区14公里之外的胡台镇。1994的冬天，高丰文第一次来到这片“将下半辈子耗上”的土地，没有一棵树，枯败的野草从积雪中探出头来，呼呼的大风，将他一头白发吹得东倒西歪。
在那个冬天，所有第一次来这里的人，看过这番景象后都会摇头。有的人忍不住会问，“高指导，你说这事能成吗？”
56岁的拓荒者
这事真成了。转过年来的5月18日，高丰文在这片荒地上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职业足球学校：高丰文足球学校。
高丰文的老伴王秀文，曾经也认为这是“没谱的事儿”。作为1960年代辽宁女篮的领军人物，王秀文在48岁的时候就选择提前退休，回家照顾小孩。高丰文那时还是国家队的主帅，常年不回家。
“当教练的时候整天担惊受怕，还被人骂，受委屈，现在好不容易退下来了，就别折腾了。”她心疼老伴。
但是当王秀文看到丈夫“铁了心”之后，她就随高丰文来到了这片荒地。同为56岁的两位老人，开始了一场“足校拓荒”。
最大的困难是没钱。“我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一个月才300多元的工资，哪来的钱？”高丰文说。
他拉下脸开始四处化缘。在拜访了大约30家企业之后，健力宝和蓝带两家公司同意赞助学校的建设费用。
筹足了建校资金，沈阳当地政府很快就把地皮批了下来，足球学校正式进入创办阶段。学校建设期间，恰逢沈阳市暴发特大洪水。王秀文经常拄着一根棍，行走在过膝深的水里，为装满建材的大卡车指路。后来，王秀文落下了做运动员时都没有患上的类风湿。
对于老伴的支持，高丰文笑着说“嫁鸡随鸡”，而王秀文则说这叫“嫁狗随狗”。
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座占地100余亩，拥有5块标准场地和一块室内场地，各种配套设施齐全的高丰文足球学校正式落成。这事真成了。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联赛正式开始。高收入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踢球，出名，挣大钱。”
“当时职业化刚刚开始，足球真是热啊，孩子们都想踢足球，最不愁的就是生源，家长也不计成本地培养，希望孩子踢出来，一旦踢出来，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高丰文说。
那时，高丰文足校大门口经常停满了挂着全国各地牌子的汽车，最远的甚至来自新疆塔城。
最兴旺的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有400多名学员，5块场地被占得满满当当。每逢周四下午的训练比赛，有球迷骑摩托车从沈阳跑来看。
在他们注视的这群娃娃中，走出了陈涛、杜震宇、王栋，走出了30多名国家队队员，走出了120多名后来的中超、中甲球员。这所在荒郊上建起的足校，一度被视为“中国足球的黄埔军校”。
做校长不做主教练
足校的红火，让高丰文陆续给旺旺添了三个看家护院的伙伴，“一只狗看不过来了。”
高丰文觉得，自己离心底的梦想――“把队员送进国家队，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近了。
这不是一番冠冕堂皇的表态。熟悉中国足球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词，叫做“黑色三分钟”。而它最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高丰文。
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高丰文率领中国队冲击意大利世界杯。在与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队分别在比赛最后三分钟被对手逆转，痛失出线权。
冲击世界杯失败之后，高丰文曾经收到过一封西安球迷的来信，信里夹着绳子和刀片。
他心里五味杂陈。“我能理解球迷，球迷都是可爱的，我们对不起这样的球迷，我也不甘心。”
“不甘心”成为日后高丰文创办足校最大的源动力。这被外界视为“换一种方式来实现未了的心愿”。
早在1984年，高丰文就曾经萌生过创办足球学校、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念头。
1984年，高丰文被足协派到法国学习。他参观了一家位于法国维希的少年足球学校。在足校走廊的墙上，他看到了一张该校毕业生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叫做普拉蒂尼。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这样一所学校？”高丰文决意培养属于中国的普拉蒂尼。
而为什么选择沈阳，而不是在人脉资源更丰富的北京创办足校，高丰文承认，“我被一种场面诱惑了”。
“1990年代初期，全国的足球环境都很好，但是辽宁在全国绝对首屈一指。举个例子，下午放学之后，全沈阳所有的足球场、操场都被踢球的人沾满了，而且外面站着看的人比踢的人还多，这是一个很诱人的场面。”
高丰文面对的还有另一种诱惑：去职业队做主教练。
1994年5月，高丰文回沈阳看球，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亲自飞到沈阳，把高丰文接到万达酒楼，对他说，“我做梦都在想你做我的主教练。”谈了两天，高丰文还是拒绝了“比现在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高的价码”。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王健林的金元政策让大连万达甲A十年七夺冠，主教练迟尚斌、徐根宝名利双收。
“我不想介入职业队，挣钱不是最重要的。”高丰文更愿意做一名足球学校的校长。
但是足校的孩子几乎都不喊他“高校长”，他们都喊他“高爷”。“听了心里舒服。”他说。
“高爷”的培养经
高爷允许队员们看电视，但是只能看一个节目，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
“那可都是国家大事啊，得了解啊，长见识啊。”他说。每天晚饭后，学校统一组织收看新闻联播，高丰文每次都是和学员们一起看。
有时候，学员会趁着高丰文出去的时候，换台看别的节目，被发现后免不了挨骂，“熊孩子，你还想不想练了？想不想进国家队了？”
好好训练，被职业俱乐部挑中，被出售，俱乐部扬名，进国家队――这是校长高爷的培养经，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几乎全部民办足校培养学员的基本流程。
这一培养模式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高丰文的爱徒陈涛。1995年，建校第一年，高丰文去鞍山挑选足球苗子。陈涛第一个被他相中。因为陈涛家境困难，爱才的高丰文只收了他三年总共8000元的学费。那时候，高丰文足球学校统一的收费标准是15000元/年。
1985年出生的陈涛被放在了小班(84、85年龄段)，上午训练，下午文化课。81、82年龄段的大班则是上午文化课学习，下午训练。学员们的文化课学习都是在足校进行，教师都是从附近的公办学校里请来的。如果顺利完成学业，学员们能够拿到的是国家承认学历的职业中专毕业证书。
在全封闭的足校环境中，陈涛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命训练，耐心等待来学校挑人的俱乐部把自己挑中。
2000年，已经在高丰文手底下练了5年的陈涛，等来了第一次被挑选的机会。来自甲B的江苏舜天俱乐部一口气从高丰文足球学校调走了16个人，但是被公认为最具天赋的陈涛却没有被挑中，原因是没有得到高丰文的举荐。
当天晚上，高丰文便与感到委屈的陈涛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坦率地告诉陈涛，“甲B不是你的出路，等下一次有好的俱乐部来了，我第一个推荐你！”
两年之后，陈涛被甲A球队沈阳金德俱乐部选中。这一次，高丰文非但没有阻拦，甚至还在费用上大开绿灯――5万块钱，沈阳金德只花了5万块钱，就把高丰文的“首席产品”买到手，而7年时间里他给陈涛免的学费都达10万之多。
对于以通过生产和出售优秀球员，为学校持续发展造血的职业足球学校来说，高丰文此举无疑是“感情用事”。
后来，表现出色的陈涛成为了中超各支球队当中最年轻的队长。联赛中的优异表现，让他在离开高丰文足校的第二年就入选了国家队，日后还成为了国青队的队长。
陈涛的成功似乎说明了高丰文足球学校培养模式的成功，但是单一的球员输出路径，多数时候等待买家上门的被动，却成为其日后发展生存的最大隐忧。
“高指导的精神值得敬佩，但是实话实说，培养模式落后了。”沈阳当地媒体一位专职足球记者向《中国周刊》感慨道。
对于球员输出的途径，高丰文曾经尝试过组建自己的队伍，注册俱乐部外参加各个级别的比赛，一是锻炼队伍，提高足校影响力，二是给队员更大展示自己的舞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表现，输出更多队员。
因为资金缺乏，队伍始终没有组建起来。
活着
2005年5月18日，是高丰文足球学校建校十周年庆典。
国内三十多家媒体前来采访，辽沈足球圈内的搞足球的头脸人物全都到齐，宋世雄、张斌、刘建宏等央视名嘴也特意从北京赶来。
而在十年辉煌之后，高丰文足校开始一路走下坡路。最明显的陨落表现是学员数量的减少，而这对于主要以收取学员费用维持运营的足球学校来说，简直是不能承受的打击。
高丰文说：“其实2003年之后就走下坡路了，2001年中国第一次冲入了世界杯，足球热情被点燃了，练足球的孩子又达到一个顶峰。等到世界杯的热潮一退，再加上中超初期的混乱，到了2005年左右几乎就是急转直下了。从2004年到2006年，每年学员差不多以15%的速度在减少。”
高丰文曾经开玩笑说，当年到鞍山挑选陈涛这批人的时候，学员是用大客车往回拉的，而现在就是开个小轿车去也不见得拉得满。
面对学员减少的困境，高丰文开始降低学员的学费和教练的工资。学员学费，从甲A十年时期的一年最高两万元，一路降到了一万二，最少的时候甚至降到了一万元。教练的工资也由四千多降到了两千多。
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足校在成批的死去。
在高丰文创办足校的第二年，辽宁省足协公布数据，辽宁最多的时候有21家专业足球学校，1200多个孩子在学踢足球。2003年尽管学校数目减少了3所，但是学员数量一下子猛增到1539人，成为了学员最多的一年。而《辽沈晚报》一位资深足球记者说，“这都是正规注册的学校，还有没注册的呢，实际上差不多有70多所。”
从2004年开始，辽宁足球学校的学员数量明显开始下降，尽管和2003年一样仍有18家足校，但是学员却由2003年的1539人锐减到958人。
学员急剧萎缩之后是成批的足校纷纷倒闭。到2005年，辽宁省足球学校只剩下8家左右。到了2007年，沈阳市足协名下的足校只剩下高丰文足校，辽宁省足协注册的也只有一所奥宏足球学校。
“有气无力，剩下最后一口气了。”高丰文说。
2008年奥运会之前，高丰文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时任中国足协的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谢亚龙抓着高丰文的手说：“当初全国三千多所足球学校，现在只剩下你们几十家了，到年底政策上可能会有微调，高老你一定要坚持住。”
奥运结束后，谢亚龙下课了。他所说的政策微调，高丰文至今没有看到。
最后一搏
成立了15年的高丰文足球学校，在2009年的夏天，正在发生一些从未有过的改变。
原来宿舍楼的一楼、二楼正在被改造成老年公寓。在一楼大厅的地板上，躺着几块门板，上面大红的福字布满了灰尘。高丰文介绍说，这个老年公寓是一个慈善机构，得到了沈阳红十字会的支持，“赚不了多少钱”。
高丰文更没有闲着，招新队员，寻求合作伙伴――他决意进行他54年足球生涯的最后一搏。
“招最后一批孩子，用四到六年的时间来集中培养，最终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穿上国字号的衣服，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我就知足了。”他说。
为了最后一搏，高丰文甚至开始从未有过的妥协。
他放弃了坚持了15年的独立培养模式，开始寻找合作对象进行联合培养。在最后一批孩子身上，高丰文希望采取“334”的培养模式：家长出3份，合作单位出3份，最大的一份他自己来掏。
“只要给投点钱，把小崽儿培养出几个来，将来把人给他们都行。”高丰文说。
他的这个愿望曾经一度成为现实。去年5月份，沈阳当地一个企业老板主动找到高丰文，双方经过商量达成一致：企业出培养经费，高丰文负责招生训练。
因为是免费培养，招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高丰文亲自挑选了27个孩子，最大是95年出生，最小的99年，加上3个教练，总共30人。2008年底，高丰文带着这30人奔赴柳州，进行冬训。
冬训过程中，70岁的高丰文甚至亲自上场为球员做示范，每天早上喊球员起床。他仿佛回到了刚刚创立足校的那些美好日子中。
昨日没有重现。今年年初，合作企业一纸传真，突然通知高丰文要停止经费支持，“暂缓”培养项目。
“你说什么叫暂缓？这不像工程啊，也不是盖房子啊，盖到一半可以不盖了。培养了半年多，小崽儿们怎么办呢？”高丰文很是恼火。
他找到合作企业，想要问明白究竟怎么一回事。对方告诉高丰文，“暂缓不是不办了，是暂时停止。”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到最后，高丰文明白了，问题出在一个“钱”字上。
对于自己的遭遇，高丰文一直都在回避“被骗”的说法。他不愿得罪还有可能合作的企业，“能够找到一家合作企业不容易，说骗，人家不愿意听。”
“最后这一批成功的希望都多大？”《中国周刊》记者问他。此时，9月12日的下午，高丰文足校的上空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风雨过后，总会迎来彩虹，厄运之后，总会有奇迹。”说完，他拿起桌上的茶杯，猛喝了一口茶，半响，嘴里又挤出三个字，“或许吧。”
足球从娃娃抓起，这没错；怎么抓，在中国，却是一个很容易出错的问题。高丰文和徐根宝，这两位中国着名的足球教练，也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徐根宝，难以复制的 “崇明模式”
买一块地，挑一群孩子，组一个队，掌控一支足球俱乐部。关键的后两步，高丰文没做到，徐根宝做到了。这是一条兼具培养足球后备力量和壮大自己实力的道路，惟一的缺憾是，无法复制。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四年前，体育记者姬宇阳和一帮朋友去崇明根宝足球基地垂钓时，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徐根宝向每桌客人敬酒，站在大堂的一块石头前跟游人合影，结束后，基地的工作人员会向客人收取费用。
那时，姬宇阳才知道，运作崇明足球基地，巨大开支快要耗光徐根宝的所有个人积蓄。
崇明岛上的这个足球基地，是徐根宝花费十年时间建立起的王国，在接连率领基地的孩子冲入足球甲级联赛，拿下全运会的冠军后，他离自己最后一个梦越来越近了。
给银行打工
崇明，上海最后一个县。去崇明要开车穿越上海的整个市区，驶到最北一个荒僻的码头，然后坐一个小时的船才能到。徐根宝足球基地深藏在崇明岛腹地中，那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1999年，徐根宝在大连万达队遭遇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次滑铁卢(第一次滑铁卢是国奥兵败吉隆坡)。那年，因大连队联赛战绩不佳，徐根宝下课。赋闲在家的他无所事事，搞网站，拍专题片，写了一本书，叫《风雨六载》。
2000年初，他去上海崇明参加《风雨六载》签名售书，在摆渡船上邂逅崇明县县长。县长问他退下后想干点什么。徐根宝说，想搞青少年足球。于是，县长建议徐根宝来崇明搞足球。在崇明县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南首，徐根宝被震住了：那是一片近300亩的森林，两条河流包围住一百亩左右的闲置用地。徐根宝说，我要租下它。
起初，徐根宝的心理底线是，800万，这是他的全部积蓄。但2000年6月1日，当第一铲奠基土挖掘后，花费就开始变得不受控制。徐根宝不仅将原有土地从租借变更为购买，还并入一片桃林。在他的构想中：基地需要三片半室外训练场，一个室内训练场，此外，迎来送往的比赛接待，需要相应的宾馆住宿设施。
2001年10月基地完工后，徐根宝的总投入已达到了3000万元，不但全部积蓄投入殆尽，还向银行贷款2000多万元，一年光利息就要还140多万元的。徐根宝的弟子谢晖评价这种投资方式：风险大，像在为银行打工。曾是上海中远的老板徐泽宪问过徐根宝：“你这个‘经营’准备多少年见效？”徐根宝说：“我喊出‘十年磨一剑’，总要十年吧。”徐泽宪感慨：“没有任何一个商人可以承担十年投资的风险。”
那时，很多足球圈内人很不解：徐根宝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搞基地。像他这样的教练搞青年足球，最普遍的模式是跟企业、俱乐部合作，或者挂靠一个现有的足校。
“他性格使然，控制欲很强。既然自己搞，就必须由自己掌控。”上海《新闻晨报》的陈志强说。徐根宝的朋友张晓露说：“他一直觉得当教练很被动，被俱乐部炒鱿鱼，被球员做。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握，就注定失败。”
和其他足校不同，徐根宝不以招生赚钱为赢利。小球员处，徐根宝收取每月600元，包吃住，后来调整到800元一个月。徐根宝算过一笔账：一个小球员，一年包括服装、文化课，比赛等费用，要倒贴花2万元左右。不得已，徐根宝开始四处“卖面子”：万达老板王健林作为朋友，曾赞助过基地100万元；美津浓、金嗓子、娃哈哈等企业无偿赠予一些装备。
徐根宝也在努力“开源”：他和崇明旅游局联系，把基地作为景点，游人参观收五元门票；每月能有几千元的门票收入了。足球宾馆周末接待旅游会有一笔收入；还有足球周边产品的售卖，比如徐根宝把足球厂商赞助的足球，签上名，卖100元1个，周末人多时，能卖出去四五个。回忆这段日子，徐根宝说：“我要陪客人拍照、签字、吃饭，还有，卖书、卖邮票……当然都要有我的签名的，我是有签必应……”
但零散收入不足以应付每年高额的贷款。2001年，徐根宝接受上海中远俱乐部的邀请再度出山，临走前，他跟队员说，我不是不管你们，是出去为你们赚钱！2002年，在完成“赚钱”任务后准备“收山”时，正逢上海申花战绩不佳，徐根宝又救火申花，但结局惨淡，联赛中途被更年轻的吴金贵换下。
再次回到崇明岛训练基地后，周遭一切又从热闹回归安静，身后一大帮小孩子哇啦哇啦叫着。徐根宝觉得，也许老天就是让他好好搞崇明基地。他有一种冲动，想喊一嗓子：‘孩儿们，操练起来！’
2001年到2005年是徐根宝最困难的时期。SARS时，宾馆空了，年底拿全年财务报表一看，账目是负的。宾馆一年要做800万到1000万的营业额才可以养队，现在这点收入连利息都还不起。
于是，徐根宝卖了一批小球员。90多个队员，他精挑细选了20多个精英――其他的，转会的转会，去别的足校的去了其他足校。
徐根宝在基地养了一只贵妇，起名叫“曼联”。他说，没事叫叫它，可以时刻提醒队员：我们要朝着怎样一个目标去奋斗。
与徐根宝相交甚深的上海足球记者张晓露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已经59岁的徐根宝在办公室里弹钢琴，尽管指法略显僵硬，却铿锵有力，一曲《致爱丽丝》弹得酣畅淋漓。弹完后，徐根宝说：“我不识五线谱，这首曲子是我看着老师的指法，死记硬背下来的。我就是这么一种人，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掌控者
2005年，“徐根宝足球基地”变成“东亚俱乐部”，这一转型日后被外界看作是“崇明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当时，徐根宝是被动的。
2005年下半年，崇明基地举步维艰。上海市一些领导得知后奉劝他：“你这样零敲碎打总不是一个办法，还是想法联系一家大企业，搞俱乐部吧！”
经市里领导和上海体育局的联络，拥有上海体育场、上海大舞台等产业的东亚集团出资，徐根宝足球基地转型为东亚足球俱乐部。
熟知这一过程的人都知道，东亚集团具有政府背景，上海政府此时的介入，有很强的所指性：刚刚结束的十运会，上海足球成绩不佳。此时请徐根宝再度出山，是为了四年后，十一运会做准备。“上海足球一直有很强的政府性，当时，申花俱乐部已经失去控制，球迷非议很多。上海政府扶持徐根宝目的是重新掌控足球。”一位上海足球圈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他揣测：“可能当时，政府和徐根宝就已经有一个私下协议：政府帮你搞这个队伍，2009年，你拿全运会冠军。”
徐根宝足球基地以折合股份形式加入东亚足球俱乐部，东亚集团提供职业联赛所需费用，日常开销和部分银行贷款。张晓露对这种合作方式做了一个比喻：“这就好比，你家有9块钱，我家有10块钱，我们合在一起过日子。原来你家这9块钱怎么花，是你家的事情，现在这19块钱，怎么花，是市场的事。”
《体坛周报》的资深记者颜强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俱乐部可以解决足校的弊端。“足校没有输入输出。但俱乐部有，可以直接参加职业联赛，有资本运营，有盈利点。”
徐根宝跟媒体也解释转型初衷：我讲十年磨一剑，磨剑就要经历三个过程。首先是我‘自己磨’，已经磨了5年了，可以告一段落；然后是‘合作磨’，就是找一个合作对象，我们找到了东亚集团进行合作；将来很快就会进入‘市场磨’，也就是从乙级联赛打起，要赢球，要赢得市场，这是最困难的一关。
2006年，徐根宝开始率队打乙级联赛。与其他职业球队不同，徐根宝拥有东亚俱乐部的绝对控股权。名义上叫“东亚俱乐部”，但徐根宝兼任俱乐部主席、运营公司总经理和主教练。
2007的乙级联赛，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上海东亚队拿到了第一张通往甲级联赛的入场券；现在，征战中甲两年的东亚俱乐部每年有900万左右的赞助费，徐根宝基本不用为钱所累。因为徐根宝受命组建两个年龄段的球队，承担为上海征战全运会的重任，上海市体育局还每年拨款200万元给上海东亚队，有了这笔资金，徐根宝在2006年招收了1993－1994年龄段的球员，俱乐部开始了梯队建设。
2009年，徐根宝率领自己的弟子，如愿拿到了十一届全运会的冠军。赛后，他感叹，9年了，投入高达6000万，我这是在真正经营足球产业。
向来喜欢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足球的周文渊也撰文对徐根宝大加赞扬：东亚成功意义非凡，不仅意味着徐根宝耕耘数载后，这批嫡传徒弟终于出师，还意味着他的布满艰辛与风险的二次创业获得了初步成功。
不可复制
所有足球圈内人士都认为：徐根宝的崇明模式，不可复制。因为足坛只有一个徐根宝。
在徐根宝退隐崇明岛时，上海球迷曾搞过一个上海联队，在主教练的评选上，徐根宝仍以50万的票数高居榜首――可见他在上海滩极高的知名度。在最初创办足球基地时，徐根宝是在“卖脸”。据说，他最初向银行申请的2000万贷款，并不完全合规。因为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向一个教学机构投放那么多贷款，徐根宝拿下贷款靠的是人脉。
现在上海东亚主场赞助商是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内部对拿出大把资金搞足球表示质疑。但公司领导坚持和东亚队续约。公司总经理张正权被问及这一“投资”何时收手时，说：“我们叫超日。当然是中国足球超过日本的时候，相信那时候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来支持徐根宝。”上海滩的很多足球人士都认为，因为徐根宝，才会有这么多企业愿意出钱。
2009年，徐根宝的口号是“带东亚冲上中超”。最近，中甲联赛接近尾声，东亚队输了很多不该输的比赛。与徐根宝相识近十年的张晓露向记者点出了其中的问题：“有些委屈，说不出来，跟中国足球圈背后的事儿有关。”
在东亚俱乐部，徐根宝不允许给队员改骨龄，他跟所有人说，五年内，我不要成绩。“中国球员为什么要改骨龄，就是因为教练要出成绩，拿职称。“
所以，徐根宝的“崇明模式”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如果上层有人看明白了(徐)这条路是对的，那肯定要翻回头，找另外一批人算账。”张晓露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掌握足球一线队的有些人，未必想让足球水平上去；而真想让足球水平上去的人都不是实权者。徐根宝待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他早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他要改变，要解决。”
张晓露分析：这也是为什么徐根宝一开始就没有和足球俱乐部合作的深层原因：
他(徐根宝)跟俱乐部的利益不一样。买球或不买球？良心冲突，利益冲突，怎么解决？现在，他把队伍带出来，成型了，再成立俱乐部，外界就很难干预。另外，外界评价他清高也好，固执也好，他始终有梦想，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梦想背后
但徐根宝的“崇明模式”背后存在巨大的隐患。
从创建初始到冲上甲级联赛，徐根宝几乎是独揽大权：他请过一个法国教练帮，后来发现队伍变得散漫，于是辞退；东亚俱乐部曾派了些人协助搞宣传，后来，徐根宝抛开这些人，直接让自己手下的人负责宣传。
“他不放心任何人。现阶段看来这样的集权是好。但未来呢？比如冲上中超联赛，他还有那么多精力吗？他的判断力下降了怎么办？各方利益如何平衡？”张晓露跟徐根宝聊过，他说，徐根宝最近也在思考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请专业人才管理俱乐部，但现实是，他还请不起。
一个足球圈内的人提醒过徐根宝：别让这帮小孩在甲级队里学坏。前不久，东亚俱乐部一个小队员被人买球，小孩跟徐指导汇报。但如果进入中超后，利益大了，这批孩子还会汇报吗？”
徐根宝不知道答案，他现在能改变的，都已经在自己的足球王国里一一实践。至于未来如何。他不能掌控。他常常说，有些事，人能左右，有些事，人不能左右。当申花教练时，他牵头组织过一支名叫02有线的青年俱乐部，取名“02”，是希望这批孩子在2002年打上中超。而后，02俱乐部几度沉沦。2002年，上海申花意外重组，买下“02”――徐根宝说，我应该信命。
在成立足球基地后，徐根宝只跟媒体发过一次火。那是U14组队的那一天，新闻报道用了他和夫人的合影。徐根宝大吼说：‘中国曼联’不是家族企业，将来，我是要把它交给上海，交给中国足坛。”
这是一个老人的梦――在中国足坛，从“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到“全运会一定夺冠”，徐根宝总是做着看似不切实际的梦。
崇明基地是徐根宝人生最后一个梦想，在基地最困难时，曾有地产商开价800万买这块风水宝地。外界盛传，徐根宝有些心动了，但最终还是没卖。“他心动？这是谣传。”张晓露回忆，“他跟我说：‘卖了地，我是一个拥有了800万的富翁，但我的梦想是成为中国足坛的教父。’”
从娃娃抓起，这没错；怎么抓，在中国，却是一个很容易出错的问题。高丰文和徐根宝，这两位中国着名的足球教练，也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2003年8月22日，正当中东和平再次受到威胁时，在日本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济科的指导下，以色列巴勒斯坦儿童和日本儿童一起举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图／CFP
不断消失的踢球少年
在青少年的培养上，高丰文有力建足校，却无力组建一支职业队；徐根宝虽然掌控了职业球队，但他的模式却孤立而不可复制。
足球从娃娃抓起固然正确，但如果 “金牌战略”不改，如何抓娃娃将一直成为难题。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学校联赛制度。
曾经，学校联赛风行过，早在1980年代，国家体委开展了三个级别的学校足球：萌芽杯，幼苗杯和希望杯。当年三杯赛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声势浩大，张恩华、李明、彭伟国等第一批职业球员就成名于学校联赛。
然而，随着足球职业联赛的开展，三杯赛迅速萎缩直至消失。中国足协对开展业余联赛没有兴趣。想踢球的孩子只有两条路：去职业俱乐部，或参加足校。
消失的踢球少年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日后回忆这一变化，认为取消学校联赛是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最大失误。放弃了以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培养体制，等于放弃了培养少年踢球者的一个重要渠道。
学校联赛的失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足球人口金字塔的失衡。据中国足协在2007年的官方统计，十来年光景，中国男子足球注册人口从高峰时的65万人下降到3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缺少了学校联赛的保障，教育中已不再有足球地位。
“一个孩子，在哪儿待的时间最长？学校。但现在中国的学校没有相关的足球教育，没有对应的联赛，足球普及从何谈起？”资深足球记者颜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在欧洲走访过很多学校，几乎所有学校都有足球课程，学校和学校间，社区和社区间，还有各种足球比赛。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不利，是职业俱乐部的问题。这种观念不对。在西方，职业俱乐部只承担职业足球范围内的事情；青少年足球普及，应该靠学校教育和业余联赛完成。如果本身没有那么多孩子踢球，职业俱乐部从哪儿选人？”
西方的青训原则
贝克汉姆的成功之路，是最典型的青训轨迹――小时候，他先跟着父亲在工厂业余俱乐部玩；上小学后参加当地社区比赛，11岁时，加盟沃尔特汉姆12岁以下少年队；之后，被曼联球探相中；13岁时，贝克汉姆与曼联签订了一份学童合约，不到1年后正式成为红魔的职业球员。
边上学边踢球，业余时间参加各类社区比赛是西方足球的培养模式，在此过程中，职业俱乐部会派出大量的球探四处寻觅天才。选中者纳入到俱乐部梯队；再发展下去，就进入分流阶段：踢得好的，和俱乐部签约，成为职业球员；水平一般的，可以继续求学。
法国勒芒足球俱乐部技术总监弗兰克在考察过中国的青训体制后，认为中国的青训体制和西方的最大的不同是：孩子在非常小的年龄就脱离开学校，进入专业训练。他说：“法国足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凡是在14岁之前离开家进行训练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进入一线队。一名球员的成长，家庭、学校教育在里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足坛家喻户晓的青少年教练今西教练在访问上海申花时透露：日本学生必须高中毕业，才有机会被选拔到职业队中踢职业足球。要么就是上大学，进入大学生球队。在日本的职业球员中，70%是高中毕业，30%是大学毕业，只有一两个天才球员才会在高中阶段就被招入职业队。
足协的职责
中国和西方的足球部门在职责分配上有着天壤之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足协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业余足球运动的普及。比如英足协只负责业余联赛和青少年培养，对英超联赛不过问。西方人认为，足协属于行政部门，有权力有义务对足球进行推广和普及，但进入职业联赛体系，行政部门进入市场是违法的。但在中国情况相反，中国足协把大把精力投入到职业联赛。
当年，阎世铎豪赌世界杯，不惜砍掉原本属于青少年训练的经费；谢亚龙极其看重参加北京奥运，放弃了最初拟定的九个大区青训计划。两任足协主席都无一例外寄望一次比赛成绩的突破。
足协在青少年培养中的失位，让民间足校和职业俱乐部成为青少年培养的主要承担者。职业俱乐部不愿意花太多的钱在梯队建设上，但为了达到中国足协规定每个俱乐部有三个年龄梯队，很多俱乐部买下现成的队伍充数。
民间足校缺少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人才的输入输出。成功者寥寥无几。徐根宝凭一己之力在崇明一干十年，这样的成功带着极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绝非是模式成功；高丰文的“中国第一足校”如今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市场化程度不够。
2009年，体育总局从体彩公益金中抽取6000万左右资金，决意恢复三大杯。足协初步拟定了小学、初中、高中三级联赛方案。5年内杯赛涉及城市数为12－16个。每个城市要求有32到40个学校参赛。总费用4000万元。
4000万元资金，足矣让一个原本夭折的学校联赛起死回生。也许学校联赛可以让青少年培养回归政府，让足球回归教育；也许学校足球的活力一旦被激发，中国足球人口会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但质疑声仍不绝于耳：如果“金牌战略”不改，这些举措能坚持多久？
一个女足队员的口述：
“踢了五年足球，怎么就散了”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我自己的。
1996年时，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所重点中学成立了一支女子足球队。学校领导在招生时宣称，要走体教结合的新模式。孩子在重点中学接受教育，利用业余时间踢球锻炼身体。家长们看重了区重点中学这块金招牌，纷纷送孩子参加选拔。选拔过程很严格，要综合文化考试和体育测验。最终，我幸运地入选。教练说，我排名靠后，文化课和体育课比较平均，但都不突出。
我们是这所重点中学招收的第一批女足队员，20个队员被打散到5个班里。很快，训练就与正常的文化课发生冲突，因为文化课总要补课。这引起了很多老师的不满。我们的班主任是其中最极端的，她常把我和其他同学区分开，称我为“那个体招生”，听班里的一些同学说，班主任曾私下抱怨：“为什么好好的孩子，送去踢球。”在她眼里，凡是体育很好的，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个歧视，莫须有的。
训练不轻松，每天下午约练3个小时。天色近黑才会解散。寒暑假也不例外，上下午都有训练。还要应付数不清的比赛。对手大多来自一些职业体校，像我们这种学校编制的，独树一帜。开始以小打大，我们负多胜少；后来打了打去，每年不变的就那么几支队伍，开始互有胜负。
我们也常会去外地打比赛。那时恰逢1998前后，中国女足拿了世界亚军。全国都刮起女足热，很多学校都组建女足队伍，但现在看来都是一时兴起，并没有任何体制保障。
这所重点中学对女足并不重视。每周一全校大会，校长总会给最近在物理、英语等学科上获奖的同学亲自颁奖。但即使我们拿了全市冠军，校长也绝不会在全校公布，他很少来看我们比赛，唯一一次是在秦皇岛打全国联赛，他在教练席上坐了半场，走了。
高二时，我们终于解散了――解散的原因开始说是经费不足，后来学校干脆说明，搞这么一个足球队，太鸡肋。其实每年我们花不了多少钱，训练装备是自掏腰包，出去比赛也多是各方赞助。清华大学一个教练不无遗憾地说：你们太可惜了，刚出成绩，就散了。据说，清华大学一直有意把我们队整锅端到大学，继续尝试这种新模式。
北京队当时挑中了队里的两个球员：一个女孩觉得踢球没前途，毅然拒绝邀请，安心高考；另一个女孩进了专业队，始终没混到一线，后来拿个大专文凭，如今不知去向。解散后，我变得迷茫：踢了五年足球，怎么说散就散了？
这所重点中学在体育方面再也无任何建树，现在，它门口挂着的宣传牌上清楚地写明：无线电、合唱、英语是特长项目。
据我所知，当年和我们同批的对手们大多没有混进国字号。相较下，我应该感到幸运：她们出身体校，青春只有足球。
后来，又发生了几件颇讽刺的事：队里一个女孩远赴新西兰求学。前不久她成为了当地社区联赛的射手王。在新西兰，每个地区都有业余足球俱乐部，不限性别、年龄，交钱皆可参加；另一个女孩在申请美国研究生奖学金时，把过去的足球奖状附了上去，很快，学校答应给她全奖――这也许就是足球能带给我们的微薄快乐。
最近，有些人士疾呼：中国注册的女足运动员已经不足千人。
我只好无奈地笑笑，在没有任何体制的保障下，没有女孩愿意踢球了，这是真的。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