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冷不丁冒出的新闻，令人不禁一时哑然失语。笔者想不明白：人大代表、公安局、寻死者、公共秩序、治安拘留处罚以及劳动教养――这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且错综复杂的多重原素，该怎样巧妙地融为一炉呢？而“目前此法收效显著”一言，似乎表明于公众不知不觉间“功德”业已成就，究竟又是什么令举世为之侧目的文治武功呢？

    为立足事实去探求事件真相，我们不妨采用顺藤摸瓜的笨方法，集中力量耙疏作为相关事件线索链条上的初始动因环节，即有关人大代表建议的内容，以求追根溯源。

    据报道称，吴振鑫等代表提出，近几年因经济或感情纠纷而采取跳楼、跳桥、跳吊塔等极端行为日渐增多。这些人，自杀行为真真假假，作秀的成分居多，有的甚至是受雇而来的。这些“自杀”行为，一是选择行政机关、繁华闹市、交通要道，以扩大影响，借助舆论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二是事件持续时间长，通常都得数小时。“有要求见领导现场解决问题的，也有要求有关部门给其承诺的，不满足就以‘一跳了之’要挟。”为救援那些为一己私利的“跳楼秀”，所耗费的社会公共资源难计其数。

    为此，代表们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一是当“跳楼秀”发生时，由当地消防部门独立完成救护工作，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协助维护现场秩序，其他部门大可不必参与。二是针对“跳楼秀”多是“赌命讨薪”，政府应为农民工寻求合法讨薪途径，为农民工建立起通畅的维权渠道，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减少“跳楼秀”现象。三是细化《治安管理处罚法》，坚决制止那些为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向政府部门施压而故意采取过激行为。对那些为达到一己私利而不顾公众利益的当事人和幕后策划者，应依法给予惩处。

    略加剖析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宣称是“针对吴振鑫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建议”，但广州市公安局“收效显著”的行为事实：“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这与代表们的三点建议之间，毋庸置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化解读”。

    一方面代表们的建议基本上是坚持救护为先的，即使是针对所谓“跳楼秀”，其节约社会成本目的依然坚守着救护生命这一社会道德底线。另一方面相关建议也尽力遵循着多元、适度、合法的处理原则，把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纳入了减少“跳楼秀”现象的政策视野，即使是对待所谓“过激行为”和“为达到一己私利而不顾公众利益的当事人和幕后策划者”，对其处罚依然坚持着“应依法给予惩处”的法治前提。而广州市公安局在于法无有依托（《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细化）的情况下，公然对寻死者不加区别地裁以“破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罪名，进而上演“治安拘留处罚”甚或“将其送劳动教养”国家暴力机关的“武力秀”，不仅与代表们的愿望相违，直言之，其行为本身更是不折不扣无视法律尊严、无视公民权利 “破坏、扰乱公共秩序”之举。

    然而，针对此事，如果我们就此把板子全都打在广州市公安局的身上――这固然不失名正言顺，但未免失之于浅薄，亦遮蔽了更深层的真相。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异化行政行为，诚然存在着对代表们建议的异化解读，违背了节约社会资源的本意，但其行为本身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针对吴振鑫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建议”。换句话来说，它们不过是以更异化的行为方式，进一步放大了建议本身就存在的异化内容。

    笔者丝毫不怀疑相关代表们的良苦用心，笃信他们辩白是肺腑之言――“我们没有权利漠视生命，但针对目前以自杀作秀、假的占多数的情况，我们要多点考虑纳税人的负担以及城市管理的艰难”。笔者甚至可以放弃质问他们算不上专业级别的调查及结论――“自杀行为真真假假，作秀的成分居多，有的甚至是受雇而来的”――是否科学是否客观又是否可信。但针对其建议，笔者却不得指出两点。

    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细化，但不可歪曲化。不单本国如此，恐怕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会把弱势群体以消极求死为其生存权利悲情一搏的行为，想当然地纳入治安处罚的裁夺对象。本国宪法第35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行使“示威”等权利的自由。所以不管是穷途末路的真寻死，还是假死求生的“跳楼秀”，或许其“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向政府部门施压”已被人大代表们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但终究是无可厚非的，更谈不上对其治安处罚。归根结底而言，节约社会资源与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缩水是两码事。

    其二，代表们既然已心知肚明“跳楼秀”多是“赌命讨薪”，也知晓“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减少‘跳楼秀’现象”，何不在此正道上多加努力呢？不言自明，“跳楼秀”是权利受害群体，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无奈之举，有人表演“跳楼秀”折射出的正是某些人大代表不代表那群人民，使其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以伸张。如今却变本加厉，建议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把寻死者统统“治安”起来，“此法收效显著”，社会俨然是太平了，但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弱势群体生存权利无以复加的冷然漠视，对越积越多社会矛盾的熟视无睹。这与之前广州某地出台政策“驱逐”农民工如出一辙，面目邪气，令人闻之心寒。

    对寻死者悍然动武，维护了谁的公共秩序呢？对此，公众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假如连弱势群体以死示威的权利都会被强行剥夺，很难设想，他们该怎样奢望自己能更好地活着。而在那所谓的公共秩序下，不管你是否到了寻死求生的彻底悲观地步，我们任何人却终归都是公民权利毫无保障可言的弱势群体，一群任由发癫的国家暴力机器凌辱、生死皆不得自主的卑微“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