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信前半生最激烈之处在于，他个人的命运选择与这个时代的需要一次次发生碰撞，每一次，都会塑造出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也许，这是一部在中国不会上演的电影。

它讲述的，是特殊年代里，一个中国芭蕾舞演员的特殊遭遇和特殊记忆。而电影主人公李存信，就是那个曾经没有经受住“腐朽资本主义”侵蚀从而“叛逃”祖国的年轻人。

因为这部名为《毛的最后的舞者》的电影（Mao's last dancer），李存信在西方再次成为“名人”――事实上，他的故事一直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他的名字，是对那个时代以及其后政治变迁的最好注解。

“五七艺校”第一批自主招考生，毛泽东时代最后一批芭蕾舞者之一，新中国第一批官派艺术留学生之一，艺术留学生中的第一个叛逃者……李存信的命运，就是这样与一个国家的红色十年和开放十年紧密缔结，那个时代给了他这些“头衔”，也给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

江青校长

李存信出生的1961年，正是文革将始未始的年头。等到上小学，他已经是赤诚的小红卫兵，而第一堂课上，他学会的第一个词语，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毛主席万岁”。

文革十年，换算成艺术概念，或可称为样板戏十年。从《红灯记》被“革命化”的那一天开始，整整一代人，开始拥有一模一样的审美情趣，在群智沉默的年代，这种审美被逐渐强化，并最终一统江湖。

而对于生活在山东青岛贫远郊区的李存信来说，遥远的北京正在流行的革命，与他丝毫无干，他整天担心的，是自己和六个兄弟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正是因为一个叫做江青的女人，而发生彻底的变化。

1973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但艺术界的革命激情正酣，由原北京艺术高校组合而成的五七艺术学校更是将江青推举到一个新的高度――她成为这所饱含中国文革时期艺术厚望的学校的名誉校长，出现在这个学校中的学生，都是主席的学生、江青的孩子。

也因为江青首长的关系，五七艺校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声望而且是全中国唯一全额奖学金的学校。建在田野里，各部门领导均由军队官兵担任，初看上去，这所艺术学校，颇具有革命风范。

学校开学前期，为了确保五七艺校的生源质量，江青指示建立专门的工作组，提前下到基层，进行海选。那一年，李存信刚满十一岁。

冬天，除了把自己裹在臃肿的棉衣，乡下孩子找不到更好的取暖方法。就在他们颤颤巍巍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校长突然带着四个人来到冰冷的教室，每个人都神色严肃，制服上的人造毛向外翻露出来。他们，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从北京派来的首长”，到青岛的农村，是为了挑选有天分的学生，“去北京学习芭蕾舞和进行文化大革命”。

“那个学生怎么样？”任课老师在首长们转身离开时这么一指，李存信竟然被选上了。然后，一路经过重重选拔，成为江青校长的学生。

枪在哪里

一切都因政治的存在失去个性，芭蕾也不能幸免。

1973年，江青观摩了这批学生的表演后，对学校领导说：“舞蹈看上去还不错，但枪在哪儿呢？手榴弹呢？它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又在哪儿呢？”江青所希望的，是能将传统芭蕾同京剧结合在一起――这一幕，仿佛1964年的翻版――当时，毛泽东看了《芦荡火种》后的一系列修改意见，彻底开启了样板戏的辉煌。

从此，五七艺校的老师对教学大纲做了大幅度改动，在古典芭蕾动作组合之间，穿插了像中国武术动作般刚劲有力的京剧动作。作为动作结束的“亮相”，每个场景学生们必须用视死如归的凝视来结尾，并称之为“闪光的风采”。

李存信仍清晰地记得，他们为江青表演的第一场样板芭蕾――《常青指路》。“入场，用的是脚跟走快步的京剧舞步。我冲在前面，手中握着手枪，脸朝着观众，一副视死如归的眼神。在舞台中央短暂亮相的时候一丝不能动，不能深呼吸，甚至是眨眼皮都不可以。”然后，戏中的李存信发现自己的枪暴露了，需要用手搔自己的头皮。他在表演这一个小动作的时候，总可以听见观众席里传来的窃笑声。“每次听到笑声我就很高兴，后来有人告诉我，江青此刻也笑了。”

而为了让这个动作看上去更真实，仅仅这个搔头皮动作，李存信就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

自由年代

就这样，样板芭蕾成为李存信7年艺校生涯的“主旋律”。而文革，也在7年的跳跃腾挪和旋转中悄悄结束。

1979年，李存信18岁，这是他留校的最后一年，学生们可以开始公开练习所谓的“艺术”而不用背负“没有全面发展”的指责。一些经过筛选的西方书籍、电影和表演团体开始出现在中国。弄到一本外国书，看上一部外国的“爱情电影”，很快成了“时髦”。对李存信来说，“这额外的一年简直就是收获最大的一年”。

学生们开始接触到苏联芭蕾老电影，比如《石花》、《天鹅湖》。也看到了像乌兰诺娃、玛雅・普利谢茨卡雅。而就在毕业演出前夕，伦敦节日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这是在邓小平开放政策下首批来华演出的团体之一，来的那些外国人中有一位十八岁的女演员，名叫玛丽・麦坎蒂，当时的李存信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们会异地重逢，而玛丽・麦坎会成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

一口气完成六段独舞后，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代舞蹈人之一，李存信毕业了。也就是这一年，五七艺校停止招生并解散，北京电影学院等一批艺术院校的教学得到恢复。李存信再也不用跳那些紧绷绷的样板芭蕾了。

美国，美国

而此时，美国文化代表团的到访，将李存信的命运拉至另一个方向。

由于表现出色，他获得了去休斯顿芭蕾舞团学习的机会，该团艺术指导本・斯蒂文森十分欣赏他。

李存信很快得到了护照和签证――没有人知道斯蒂文森在美国有一些能干的朋友，其中一个是乔治・布什。他的夫人芭芭拉・布什，是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就这样，不会说一句英语的李存信，在经过两天的英语突击培训后，穿着从文化部借来的不合身的西装、提着借来的皮箱，踏上了美国国土――那一年，两个芭蕾舞学生出国的消息变成了中国的新闻事件，他们是1949年以来中美之间官派的第一批艺术留学生。

在美国，李存信知道了芭蕾的不同，知道了艺术的个体和自由的表达。他说，他在舞台上扮演了不止一次的王子，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我甚至不会表达王子的傲慢”。

他也惊讶地看到美国人所享受的自由。

一天，在更衣室里，一个来自新奥尔良市的学生注意到李存信跳舞包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章。

“你是否喜欢你们的毛主席？”他问。

“是的。我热爱毛主席！”李脱口而出。

“啊，我可不喜欢我们的总统杰米・卡特，他不是个好总统。”

“嘘……！”李存信惊慌地看看四周，“你不怕别人听到你这样谈论国家领导人吗？”而当这个学生告诉他，想当下任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以前是个好莱坞的演员时，显而易见，李存信随身携带的英汉词典解决不了任何疑问。

而之前所有对于腐朽资本主义的可怕想像，被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片所替代，曾经最憎恨的敌人和它的社会制度竟然引起了心中的渴望。李存信觉得害怕而迷惘。该相信谁呢？是共产主义教育，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什么毛主席不告诉中国人民这些关于美国的真相？为什么中国那么穷？为什么美国如此繁荣？

实践过了自由的生活，李存信欺骗不了自己。对于自己仅仅在美国呆了六周就变得如此犹豫不决，他感到惊讶。第一次短暂的美国体验结束后，他在回程的飞机上问自己：你是否仍然愿意为了毛主席去死呢？

叛逃风波

1979年11月，比原先的计划推迟了一个多月后，李存信第二次离开中国，这一次，他要代表北京舞蹈学院在美国待上整整一年，然后，返回中国，重新振兴搁浅多年的芭蕾教育。

但是，一切都随着一段爱情的来临而发生了猝不及防的变化――为了此生第一份爱，李存信在临回中国的前三天“叛逃了”。他说，他到现在也不后悔。

时间很快就到了1981年4月，是回国的时候了。这个节骨眼上，20岁的李存信却揣着一个惊天秘密――他和美国姑娘伊丽莎白坠入了爱河，并天真地要带她回中国。但是，中国领事馆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20岁的李存信选择与伊丽莎白秘密结婚，并决定为了爱情留在美国。

他拿起电话，对本・斯蒂文森说：“本，我结婚了，先不回中国了。”

这个决定，无疑一记耳光，好半天，本・斯蒂文森的声音过来了：“你必须回中国。明天！”李存信的这一决定，必然影响休斯顿芭蕾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的学术交流。

而为了去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解释整个“叛逃”事件，李存信被扣在领事馆里整整21个小时。

惊动两国高层

对于李存信而言，那真是此生最为漫长的21个小时。

他如此恐惧，但是内心又充满勇气，“连活着都不能保证，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对于那个小房间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中国领事馆的人轮番游说，希望能够用党国的信念打动李存信。

而房间外，李存信的律师查尔斯接到了李洁明（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亚洲事务，后来担任过驻华大使）从白宫打来的电话――里根总统托他询问事件的进展。

与此同时，身在白宫的副总统布什的电话接通了北京中南海，他要向邓小平求助。后来，乔治・布什告诉李存信，关于“叛逃”一事，邓表现得十分开明，表示：要尊重李本人的选择。

正是这通电话，让李存信获得自由。

然而，此后长达九年，李存信都没被允许回家探亲，他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彻底失去联系，不知对方死活。他是一个从此“没有国家，没有人民”的人，为了爱情和自由，李存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一代人

毫无疑问，彼时的李存信经受的是巨大的孤独，他失去了国家，也因现实的残酷而失去了第一次婚姻。

唯有芭蕾依然对他不离不弃――在休斯顿芭蕾舞团的几年里，李存信获得了世界芭蕾舞蹈大赛的一枚铜奖和两枚银奖，并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优秀芭蕾舞演员之一。

巧合的是，几年后，当中国芭蕾舞团赴美国演出，李存信亲眼目睹自己过去的同学以申请政治避难的方式选择叛逃祖国。再后来，曾和他一起被派往美国留学的张卫强，也于1987年前往加拿大芭蕾舞团并被挽留至今。再后来，艺术家如何选择国籍已是个人自由，而李存信曾为此遭遇的痛苦和动荡，没有再重演。

1995年，李存信退出了芭蕾舞团。退役前，他用了两年半上夜校拿到金融文凭，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股票公司的经理人之一。而他当年在五七艺校的许多同学，亦纷纷离开芭蕾舞界下海经商，在中国，这样改行的人有成千上万。

李存信：舞遍全球

【简介】

李存信，国际著名芭蕾舞演员，现任澳大利亚某证券公司亚洲部经理。新中国第一批公派艺术留学生之一，后选择留在美国，酿成“叛逃风波”，惊动两国高层。2003年，出版自传《毛的最后的舞者》（MAO's last dancer），去年，该书由澳大利亚改编成同名电影，热销西方。

先锋语录

★如果当时像现在这么开放，我一定不会留在美国。

★88年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发现这个国家的变化比我想像得要大得多，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热爱让我有很大触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最后的舞者》最终能否在中国上演？身为主人公原型的李存信坦言“很难说”，目前，该片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三个国家公映，主动购买播放权的国家更是不计其数。

大多数中国人在其中看到政治，而西方人却尤爱它的励志，也许，这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特殊的地方。一家人都在澳洲生活的燕女士告诉记者，《最后的舞者》在澳大利亚首映当天，她和女儿一起去看，发现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华人，都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极高。大多数人知道李存信，其实是因为早在2003年出版的同名自传，这本书常年畅销，澳大利亚几乎人手一本，它的影响，甚至到达南非、巴西等30多个国家。

人们想知道：一个从中国乡村里走出的男孩，是怎样一路从北京跳到美国，并最终舞遍全球？

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需要鼓励，李存信笑说。

在自己最好的时候谢幕

李存信在芭蕾舞台上跳到38岁。他选择在自己最好的时候谢幕，最后一次巡回演出足以令世界动人，人们感叹他的离去，痛惜最美王子。李存信转行金融业――为了负担起青岛老家和澳大利亚的五口之家（大女儿听力失聪），李存信别无选择。

但是，换了一个舞台，一样很精彩――现在，李存信在金融业做得风生水起，可谓十分成功的商人。

除此之外，他还同时担任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董事会成员一职，致力于建立基金并筹备款项，为帮助退休后芭蕾演员顺利转行提供资金，目前，这是全世界同类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个。

《国际先驱导报》：我很好奇，为什么西方人如此喜欢你的故事？

李存信：从读者来信我想有几个原因吧。首先它是一个人的奋斗史，从贫穷的开始到世界芭蕾舞的顶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另外是好多国外发行的中国书，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流于知识分子的情调，我的书语言很朴实，他们尤其喜欢我对童年时期中国农村的描写，并对中国农民产生了好感和共鸣；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之前外国人通常把从中国到西方的华人看得非常片面，但我的经历让东西方的文化更容易达成共识。所以很多人自己同时也愿意让下一代读我的书。

Q：后来你从芭蕾转往金融行业，这一点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A：其实也不奇怪。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是顶级的芭蕾舞演员，但待遇很低，再加上我要接济青岛老家，所以一直过得很拮据，我自己有三个孩子，而且大女儿出生的时候耳朵是聋的。我太太放弃芭蕾生涯，为了在家帮助我大女儿说话，所以全家的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只是教芭蕾舞或者排芭蕾舞，工资比当演员还低。所以我必须转行，而且必须要转好，这个是没有退路的。加上我到美国后对财经行业也感兴趣，到澳大利亚以后，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边跳芭蕾边读书，把文凭拿下来了。

心里有祖国比口号更重要

电影《毛的最后的舞者》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李存信叛国的消息传回国内，几个村干部前去指责李的父母，李存信的母亲反驳说：“儿子十一岁就离开家了，我们把儿子托付给党，是你们把他弄丢了。我们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几个村干部听了，也就悻悻地走了。在旁观者看来，这个细节如此真实地反映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将变未变的社会态势――一种思想与另一种思想随时交锋，政治的压力则无法掩藏人们对真情的尊重。“我的遭遇，其实是一面镜子，在里面，你能看到更丰富的东西，例如一个国家对自由的态度变化。”

Q：电影里你母亲的反应还是很出人意料的。

A：一个是我的母亲非常勇敢，其实当时她听说我留在美国了，心就像被刀子割了一样，非常痛苦，我十一岁离家，去给毛主席跳舞，其实也很不舍得，所以她本能的反应就是政府把我弄丢了。再加上那个时候邓小平本人还是很开明的，而且地方干部本来就对我的事情报以同情，这两方面使我家免受风险。

Q：明确感受到中国这边对你态度变化是什么时候？

A：应该是在我留在美国五年以后。那时乔治・布什帮助我的父母到了美国看我，中国领事馆换了一批比较年轻的人，我就马上感觉到，这批人开放得多。以前宴会上碰到，中国领事馆官员会故意避开我，但是他们就不一样，甚至请我去领事馆交流。他们其实也观察了我很多年，看看我是不是反国的，但是我心里一直没有停止爱中国。我在芭蕾上取得的成绩从来不觉得是我个人的，而是中国的。后来，88年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发现这个国家的变化比我想像得要大得多，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热爱让我有很大触动。

Q：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有过后悔吗？

A：如果说真的有后悔，那就是我后来多年和家人断掉联系，留在美国。其实那段时间最残酷的不是对我，而是对我和我的父母家里人，我心里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Q：其实直到今天，也有人觉得你是自私的。

A：我认为，一个人为自己的国家、人民做出贡献，并不一定就要留在国内。世界是很大的地方，心里有祖国其实比什么口号都重要。现在看，我在国外那么多年，没有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达到我的芭蕾舞水平，而所有的西方人评论的时候，说的都是中国演员李存信。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说感谢中国舞蹈学院给我的帮助。本・斯蒂文森有时候开玩笑说：我呢，我给你的帮助怎么不提啊？

Q：如果从头再来，你会怎样做？

A：这个很难说。如果当时像现在这么开放，我一定不会留在美国，我可以两边跑。但是当时看起来，我留在美国对我的艺术发展是最好的，并且是被迫的选择。我想带我的妻子一块回去，但是他们不承认。其实当时才20岁，爱情大过天，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在背叛祖国。有朋友提出过帮助我政治避难，但是我拒绝了。其实我的事情暴露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外交上的不开放。如果放在以后几年，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出现。

Q：现在对中国是什么感情？

A：我依然很热爱中国，也一直关注国内的动态。这边事业上有了些起色后，就恢复了对国内的慈善捐助，国内遇到地震、干旱，我都觉得自己一定要有行动。在澳大利亚，很多人惊奇我这么大的名气和财富，为什么还开一辆那么破的车（toyota），但是我觉得干吗要开那么好的呢？那些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才有意义。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