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打工者“沉尸葬母”被媒体报道后，评论者谴责丧葬业垄断高价，批判贫富差距，反思社保和救助制度，现在警方查明了当事人“有经济能力火化”。那么，先前的那些评论者有没有错？在笔者看来，我们并不能嘲笑他们，他们也没被打“耳光”。因为评论者只能根据已有的信息写作，而警方的首次通报显示，嫌疑人是个贫穷的孝子。
更重要的是，即便王小喜“有经济能力”火化遗体，沉尸是为了“可以省些麻烦”，也不影响大家批评殡葬业，反思社保与救助制度。殡葬业的垄断高价，社保与救助制度的不完善，是现实存在的情况。今天“沉尸葬母”者不是完全因为缺钱，明天未必不会出现真正因贫“沉尸葬母”者。难道真相不那么“完美”，就能否定社会正义不足吗？
笔者还想对曹、叶两位先生的逻辑进行探讨。比如在曹林看来，我们流行着一种思维，“反抗就代表着正确，苦难就代表正义，弱者就代表道德优势，受害就等于没有过错”，而这是不对的。笔者想问的是，究竟谁真像他那样以为呢？
的确，打工者王小喜在社会地位上是弱者，可他侮辱尸体的行为却不正义。但是，以这样来反对“弱者正义论”，是没实际意义的。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定义，正义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权利，获得经济等地位的机会均等。而很显然，收入偏低的打工者，有病无钱就医的农民等，缺乏这样的均等机会，社会已经欠他们正义，规则已经有问题。
曹林提出，没人在评论王小喜事件前先问，没钱就可以抛弃母亲的遗体吗？笔者以为，这样的“理性”质问，纯属废话。因为弱者应当获得正义，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犯罪。任何人破坏正常的法律，都是不正义的。但弱者犯罪不正义，跟他们因权利被剥夺而缺少、需要正义，并不矛盾。也正因为此，社会才同情弱者，司法也有所倾斜。
“底层的恶一点也不比上层的恶更小”，也似是而非，因为将抽象与具体混为一谈了。从抽象意义上讲，底层与上层的恶，性质上并无差别。但从实际危害效果看，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小贩崔英杰只能杀一个人，希特勒却搞了种族清洗。美国著名的母亲偷面包案，法官给饥饿的母亲判罪之后，“判决”所有在场者罚款一美元，应该能给我们深刻启示――判罚这一美元，绝非为了迎合所谓“民粹”，而是为了更高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