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展开的一个个黑色镜头告诉我们，莆田市外贸公司职工举报信上所言，字字属实，这的确是一起侵害国资的典型案件。而且，它诚然仍是以“国资贱卖”这种固瘤顽疾、恶性不改的操作形式呈现出来。单就其旧办公大楼出售而言，直接导致后果的是，某购买商最终“以80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资产”。
没错，公众对层出不穷的“国资贱卖”已经屡闻不鲜了，对其“老病根”也可谓心知肚明了：一是产权主体不明，存在交易的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二是国有资产评估不规范，缺乏全面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三是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完善，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并不存在，导致价格双轨制。然而，面对这个似乎古已有之的“莆田外贸公司版国资贱卖”，笔者还是禁不住要惊诧一番了，“国资贱卖”恶性不改，那么，我们的国资法规又在忙什么呢？“吃斋念佛”吗？
众所周知，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明令各地的国有产权转让进场（即进入产权交易机构）交易，此为严格意义上国资法规的滥觞。2007年初，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抑制国资贱卖，实现国资交易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价，填堵国资流失的巨大黑洞，这一通知可谓强劲后续。更令人欢欣的是，在该年年底，被视作“集大成者”的《国有资产法（草案）》经14年孕育而诞生，并于今年6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更名为《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从而法律利剑在手，直指形形色色的国资侵害，而猖狂不止的“国资贱卖”，更被纳入了既定的严惩对象。
那么，若将“莆田外贸公司版国资贱卖”以此现行法规绳之，我们不难发现，它几乎样样都合乎严惩范畴，某种意义上更摆出了与《国有资产法（草案）》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架势。其一，草案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的转让必须通过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必须对转让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评估，但于该案件中，莆田市国资委却形同一个虚设机构，更妄以法论评估与否了。其二，草案第五条对监督体制作出了原则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政企分开、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原则，而莆田市政府却不仅是参与了，更是不止一次地以权强行通关直接干预了整个过程，成为关键的“方便之门”开启者。
此外，草案还着重规定了有关职工民主监督的内容：国国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接受职工的监督。这一点就更令人绝倒了，一幢莆田本地的旧办公大楼被“贱卖”距今已有6年之久，在香港的一处写字楼被“处理”也半年有余，但职工们却一直被蒙在了鼓里。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关法规俨然被“莆田外贸公司版国资贱卖”结结实实地踩在了脚下，至少现在还是这般。
当然，依据“见光死”的舆论效应常识，再加上“有法可依”，我们不难推断，眼下这已被媒体曝光的“莆田外贸公司版国资贱卖”应是在劫难逃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不得不忧虑一个老问题，治理由来已久的“国资贱卖”，又能多大程度上依靠媒体对个案的曝光？或更应该仰赖某些国家职能部门做到积极主动，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做到由“法”及“治”？概言之，笔者以为，十分紧要的必然就是：“国资贱卖”至今恶性不改，国资法规你千万不能“吃斋念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