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南方都市报》载，网友报料，称看到学校发送给家长的材料中有关于深圳中考录取优惠措施，其中有一条荒唐的规定：“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该网友感叹，这真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啊！”要知道加10分，就超过了多少名学生？不少家长质疑：这条规定有法律依据吗？
金融界高层子女参加中考可加10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来自深圳市教育局的红头文件。深圳市招生办范主任的解释是，这项中考加分的规定在深圳已经试行了好几年，政府对该政策的执行控制得非常严格，每年中考能享受到这种政策的只有五六人。而民众则迷惑于“深圳金融界高管能成为中考加分的理由”。作为深圳金融界高层管理人员，子女中考成绩纵使不是很理想，他们也能通过交赞助费的形式到理想中的学校学习，为何还要通过政府规定来加分照顾？按理说，该不该加分应由学生本人根据加分规定来争取。如不是因非常时期、非常事件影响了父母教育子女，绝对不能把父母从事的行业作为加分条件和加分依据，这是明显的歧视性行为。可以假设的是，过两天家里在教育系统的也加10分，过三天家里是民航系统的加10分，过四天家里有医疗系统的加10分，过五天家里有烟草专卖的加10分……依此类推，事关社会公正的招生考试还成其为考试的本来面目吗？
教育，这一被公认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武器”，正在成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政策性地制造和扩大社会不同群体受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最基本的平等受教育权造成侵害。
讨论教育公平，必然涉及教育公平的衡量，这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当前教育公平程度，更重要的在于为教育政策的选择寻找到合理的依据。教育公平既依赖于教育政策的制定，反过来对教育政策的选择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值得质疑的是，深圳的中考加分由谁制定？谁应该加分，谁不应该加分，这涉及到成千上万学生成长和政府公平对待市民的大事。从起跑线到终点之间的过程，如果被掺入了非公平的因素，就不能保证教育公平。退一步讲，如果政府确实要体现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可以适当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而不是让他们的事业惠及子女，这样对其他孩子不公平。有了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才可能有结果的公平，即实质的公平，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学生能获得基本相似的学业成就。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了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需求。当教育资源充足时，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基本能够实现。而当教育资源短缺时，则必须考虑利弊的权衡，以达到一种合理和现实的折衷和平衡。我们正是处于教育资源十分短缺的状态，在公平、效率、自由等重大的教育政策目标之中，教育政策应把公平作为基础性的政策价值目标，要把保证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政策的基础性目标，建立弱势补偿的政策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加强对教育腐败与教育特权的监督。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持续增加国家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从根本上说，让“人人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是由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
关于深圳中考录取优惠措施，笔者的思考是，公共财政活动提供的基础教育服务的效益，起码在政策层面上，应致力于无差别地、一视同仁地落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当然，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一致，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享受到的最低水平的基础教育服务，并不排斥地区间服务质量、数量和效果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