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社会对户籍制度诟病良多，但户籍制度并未出现太多松动。由制度安排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与生活分割成了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形成了人为的壁垒，禁锢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隔阂，同时也造成了利益分配格局极大的不均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实事求是来说，随着相关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对持异地户口者在本地务工、缴纳社会保险等制度的开放，户籍制度本身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日渐弱化。然而，户籍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特权”，是教育、医保、廉租房租用等几个关键性的环节，而这些也恰恰是城市管理中公共福利投入最大的几个方面。由于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发达地区在利用外来务工人口做大这块福利“大蛋糕”的同时，却又不愿意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福利。这也正是户籍改革缺乏动力的主要原因。
而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特权和利益，又反过来加剧了户籍制度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以高考录取为例，清华、北大等名牌高校每年在北京、上海下放的招生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地方。有分析发现，北京、上海籍考生上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山东、河南等地学生的两倍。这仅仅是户籍制度造成不公平的一个小缩影，诸如医改、住房等其他资源的分配上极大的差异同样让人不安。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为复杂的是福利的分配。户籍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户籍改革早已成为全社会共识。然而，由森严制度壁垒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并非一两个文件所能够解决的。在我看来，打破户籍壁垒至少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让受益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城市户籍人口的待遇。努力消除“城市里的村庄”和“工人中的农民”现象，让外来务工人员都能够享受得到与城里人均等福利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
第二，受益农民同时释放出土地，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离土不离乡”的状况。只有解决“离土不离乡”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是提高粮食生产效益，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竞争力提高农民收益。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够的，但这些至少为剥离户籍福利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现在最重要的是，开放户籍制度。即使是单纯的开放户籍制度，也能够对现实形成倒逼。加快那些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特权和利益“自动脱落”的进度，实现户籍制度的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