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市长信箱、市长电话等应时而生,曾让民众欣喜不已。然而,不少却只有开通,没有维护,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由于缺少有效的刚性制约机制和问责制度,这项政府部门的基本工作被严重边缘化。
被冷漠对待,并不代表问题消失了。应当正视的问题是:民意走进了死胡同后最终会流向何方?
一是以更高成本的途径寻求解决问题,譬如通过信访和司法途径。这样当然也能解决问题,但与成本更低廉、效率更高的民意通道相比,无论是公共资源还是政府信用,都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和透支。
比这更严重的是另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比如去年连续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无论是瓮安事件,还是多个城市的出租车罢驶事件,其实最初都是因为一些问题并不大的民意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最终酿成大事件。
用学者毛寿龙的话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协商通道,只是像《人民日报》与人民网的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没有发挥效用而已。各地政府应该明白,让民意通道真正起作用,既是在为民办事,也是在减少自己将来可能遇到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