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和政绩观紧密相连。发展观引导着政绩观,政绩观实践着发展观。错误的政绩观,往往在实践中偏离科学的发展观。因此,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摒弃错误的政绩观。发展是世界永恒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但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就没道理。如果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发展再快也失去了意义。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存在错误政绩观严重阻碍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山西省“决不要带血的GDP”的提出,是对安全保障下科学发展的诠释,也是对人民生命权的由衷尊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对科学政绩观引导下的科学发展充满期待。
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缺乏和谐理念发展观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价值论问题却毫不关心。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工具理性固然重要,但价值理性则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的理性,它指“一个包括人和他的目的在内的所有存在的综合系统或等级概念。人类生活的理性程度由其与这一整体的和谐所决定。……在这里,关键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因此,只有价值理性才是一种涉及终极关怀的理性。如何在发展观的问题上实现“事实”与“价值”的有效整合,便成为发展问题上亟需解决的问题。
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尺度,当发展的其它价值维度的实现不是促进反而阻碍人的普遍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权利实现时,即出现“发展异化”时,就应当调整发展的主导方向,重构发展价值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到了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是价值根据,自然主义是事实根据,价值根据必须立于事实根据之上,价值根据是事实根据的意义所在。实现和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不仅要回答什么是发展问题,还要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我国是最需要进行发展观价值转向的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兴起一种GDP崇拜。动辄拿GDP说事,以说明发展状况,以反映政绩水平,以提拔任用干部。于是,有的领导干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热衷于搞开发、上项目,大干快上,结果是上去了,却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及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没有使社会事业和民生方面得到相应的改善。在某种意义上,“显性”绩效成为许多领导抓工作的指挥棒,致使一些领导热衷于追求“短、平、快”的形象工程和一时的轰动效应。
在当代中国,尽管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老路,重择“物本主义”的发展价值取向,忽视发展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使发展的“价值悲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新演绎一遍,而是应该按照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价值取向的全面与协调。由此足见,只有通过综合运用政绩考核结果,将安全发展与转型发展、和谐发展并列,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努力兴办人民希望的实事好事,才能在领导干部中形成踏实肯干的浓厚风气,形成鼓励干部干事业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