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李兹喜为老师,似乎他还不够格,因为在他的老师名份前,还必须要加上个代课二字,又因为他的工资每年只有由学生家长平摊来的365斤苞谷,他只是个“苞谷老师”;然则,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比通常的学校老师更称得上老师的老师,他给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府与社会,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社会实践”课。
几块石头垒起来的灶上,铝锅熏得乌黑;学生的书费迟迟收不上来。为了让学校法按时开学,学生能按时上课,李兹喜把自家的年猪杀了卖了,换回500元钱,买回了崭新的课本;半夜里,5岁的儿子李准常常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他只好把手指伸进儿子的嘴里,让他含着,拍着他的背,让他慢慢地睡去……这就是一名老师。
教室里12套课桌椅已经破旧不堪,窗玻璃早就没了,土坯地面坑坑洼洼的。黑板是在墙面上用黑漆刷出的一块长方形,有三分之一已经随着墙面的老化而剥落;没有教材,更没有教具。李兹喜找来各种形状的石块,教孩子们认长方形、正方形,再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在用着……这就是一所学校。
要不是看到报道,还真不会相信有,而实事上,让你不信还不行,尽管他(它)可能是特例,恐怕也并非是绝无仅有。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在一些政府和官员中叫得震天响的时间,算来也有十几个年头了。再者,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地方的财力都在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语境下,还存在这么一个老师,这么一个学校,不能不说是一种讥讽。
“苞谷老师”的这堂“社会实践”课告诉人们,中国义务教育的确实存在很大的软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也并没有成为一些政府和官员的执政诚意。当动辄上亿的天安门式、白宫式政府办公大楼,什么文化城、标志城拨动而起时,人们有理由追问: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真的把教育当回事了吗?
当一方是权贵作秀作福,一方是我们还有的地方教育处在食不果腹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是该放下权力之下的政绩冲动,为那些贫困人口,为“苞谷老师”及他的学校做点什么了。不要让“苞谷老师”的这堂“社会实践”课给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