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 左志英

他们是谁？是“吹哨者”，是“异类”，是“深喉”，是艰辛行走的人们；

当他们的“哨音”惊起的舆论风浪过后，他们的生活道路也许更不平坦。

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值得我们忧虑：谁来保护他们？

高纯

出生于岳阳市华容县一个农民家庭，1988年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学院，后进入岳阳市制药一厂工作，1994年底调到该厂药研所制剂室当主任。1995年起开始举报所在药厂领导和药监部门官员在新药注册中联合作假。从此踏上漫漫举报路。

15年前，因举报所在药厂领导和药监部门官员在新药注册中联合作假，他的生活由此变得一波三折；3年前，因了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一直奔走在假药举报路上并状告国家药监局不作为的高纯被媒体发掘出来，成为一颗耀眼的“举报之星”。3年后，光环散去，看上去老了很多的高纯依然奔走在路上，拖着已然病弱的身躯。他的执着15年不变，他的被告名单越来越长，上访之路也越走越远，而他说，自己已没有退路。

“我说我是岳阳高纯，告你状的高纯，他一听，很生气，吼起来，说‘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我说‘我都举报9年了，你一直不给答复，我就是要告！’他说‘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我说‘你是天下第一贪官’”！―――2004年，高纯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通话，在媒体的多次演绎中成为经典

病危北京城

“他是做什么的？”

“你猜猜。”

“像游医。”

看了看站在路边的高纯，岳阳市华容县城一出租车司机与南都记者如是问答。

高纯才45岁，一撮山羊胡已是花白，蓬蓬地从下巴蔓延到喉结。健步如飞的年龄，他却只能慢慢前行，一分钟的路，而今要花三四分钟，稍微走快，便会胸闷。他自称是废人一个，不能做饭不能洗衣，拎壶开水都费劲。

吃饭，吃药，睡觉，散步，高纯的生活悠闲而单调。他吃饭不能吃饱，医生说要少食多餐，一天六七顿，忌食荤腥辛辣。他睡觉睡不安稳，躺久了，胸闷背痛，半夜一两个小时醒一次。他认真散步，以防便秘。他按时吃药，都是抗凝血的药。

残酷的是，高纯的后半辈子很可能一直如此。

转折发生在半年前，高纯差点因为心肌梗死而命断北京城，他将此归罪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信访局副局长周翔等人的“绑架、殴打和折磨”。

1月9日晚上六七点，高纯正在国家图书馆对面一家网吧上网，周翔一行数人突然出现，想带高纯回岳阳，高纯不肯，遂报警。大钟寺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先将双方带至派出所，问明情况后，让高纯跟周翔等人走。

接下来的事是个罗生门。高纯说，离开派出所，他抓住路边栏杆不肯走，周翔等人连拉带推，又打又踢，强行将他塞进车里。上车后，他晕死过去，醒来时，车停在丰台区岳阳大厦前，车内只剩他一人躺在后排座位上，车门大开，很冷，两件毛衣加一件棉外衣也无济于事，周翔等人则坐在温暖的大厅里监视他。他感觉胸闷，浑身冒汗，于是拿出手机拨打120。当晚，他被送到天坛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危。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周翔坚决否认打过高纯。他说，1月4日，高纯到天安门广场非正常上访，北京市公安局干警将其训诫后送入马家楼分流中心，后被岳阳市驻京维稳办接到岳阳大厦。8日，他受命进京劝返高纯。

“初次见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病态。”周翔说，当时，高纯头戴一顶米黄色小绒帽，系一条浅灰色小围巾，上身穿得臃肿，满脸胡茬，脸色蜡白，手拿一个大水壶。在大钟寺派出所，高纯不停地喊要喝茶，很疲劳，要休息。

“起初，他呆在大钟寺派出所不肯走，9点多，半推半就地愿意到驻京办协商处理。”周翔说，他和高纯同坐一台车，途中，高纯拨打120，他觉得好笑，以为高纯发神经。10点20分左右，车到岳阳大厦，高纯不肯下车回房休息，说是不舒服，想在车内呆一会。20分钟后，他们劝动高翔回房休息。11点左右，120急救中心人员来到。

“到天坛医院后，量血压，做心电图，全身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外伤和内伤。”周翔称，高纯得知病情严重后，不停地喊医生救命，钱由亲戚第二天送来。考虑到救人要紧，他把身上仅有的2000块钱全部拿出来，同时告诉高纯，钱是垫付的，一定要还，高纯默认。之后，他多次要高纯自筹医疗费，高纯从未提出异议。

1月27日，因为病情严重，高纯从天坛医院转往阜外医院，接受心脏搭桥手术。自称没有任何责任的岳阳市岳阳楼区信访局，不但支付医药费，还与他签订康复治疗方案，承诺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他的陪护、住房等问题。

叫板郑筱萸

高纯原本是普通的上访者，因为敢与国家药监局及原局长郑筱萸叫板，在特殊时期一夜之间化身为“高贵而纯洁的勇士”，殊荣接踵而至，如3・15红黑榜“质量先锋人物”、2007年法制新闻人物候选人、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2007中国魅力50人候选人、2007十大健康英雄、十大反腐举报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

高纯成为新闻人物有些偶然。2006年11月，人民网、新华网以《我的中国梦》为题网上征文，特等奖奖金3000元，一等奖奖金1500元……囊中羞涩的高纯得知消息后，花一个多小时写了篇短文，剑指当时正陷于舆论风暴眼的药监系统。那年，重大医疗安全事故频发，“齐二药”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在广州致14人死亡，安徽华源的欣弗注射液在黑龙江等地致11人死亡。文中，高纯结合自己的上访经历，给国家药监局列出11个“要不得”，如G M P认证要不得，滥发新药证书要不得，乱批高价药要不得，行政不作为、通风报信、威胁恐吓举报人要不得。他，俨然是药监系统黑幕的知情者。

一个月后，一则重磅消息传出：

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双规，药监系统的暗流涌动终于变成狂风暴雨。此前，已有多名官员落马，如该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

高纯的投稿没有获奖，但因契合热点话题而被一些网站挂在显著位置，引来众多媒体的追逐，记者们试图从他这里窥探到药监黑幕的一隅。

据高纯说，他与郑筱萸见过两次面，通过一个电话，总共十几分钟。1995年6月，他进京举报单位领导―――岳阳市制药一厂药研所所长罗永清与湖南省卫生厅部分官员，称这些人在新药注册中串通造假。在国家医药管理局门口苦候9天，终于见到时任局长郑筱萸。“笑眯眯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不管牵涉到谁，一定严查，让我回去等消息。”

1999年，高纯第二次被郑筱萸接待时，国家医药管理局已和卫生部药政司合并为国家药监局，郑仍是局长，仍说“一定严查”。那一年，岳阳制药一厂被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兼并，更名为中湘康神药业集团，罗永清升任集团董事长、总经理。

苦等无果，2003年4月份，高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通风报信、威胁恐吓等。隔年3月，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高纯要求调离药研所，但1995年5月4日拿到调令时，他并不开心，药厂人事部门安排他到车间做普通工人。5月16日，克拉霉素原料和片剂评审会前一天，他送材料到湖南省卫生厅药政局、药检所、新药评审委员会等单位，举报罗永清造假，但克拉霉素原料和片剂还是毫无悬念地过关。此前的3月28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已通过审批。

很快，湖南省卫生厅药政局派人到药厂调查，结论是：盐酸特拉唑嗪片剂的确弄虚作假，取消评审资格，其他几个并未作假，评审结果仍然有效，直接责任人罗永清只需书面检讨。

这个结论无法令高纯信服，他一遍遍地去找省里、市里、厂里领导，坚称克拉霉素等新药申报弄虚作假，强烈要求处分罗永清。“药厂董事长林德生说，罗是为集体作假，厂里不会处分他。药厂的主管单位―――岳阳市经委主任刘力群说我不懂事，乱搞，破坏生产，诬告领导，应该受处罚，罗作假是为了几千人的生活，这样有魄力有胆识的领导，非但不会处分，还要提拔重用。湖南省卫生厅药监局局长说，全国都作假，就你正直啊，不作假我们就吃亏了。”当年年底，罗永清升任药厂副总经理，被评为“岳阳市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药厂解释说，当时的《新药审批法》规定，凡新药的研究、生产、临床、检验、审批等，单位或个人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弄虚作假、出具伪证者，按药品管理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但药品管理法中并无处理新药申报作假问题的条款。

岳阳、长沙、北京，高纯以超乎寻常的韧劲来回奔走，按他的统计，仅1995年到1998年，共上访423次，几乎3天一次，不是在上访，就是在上访的路上。他得到过数个部门的书面回复，如岳阳市纪委、国家药监局等，结论大同小异：盐酸特拉唑嗪片剂的确弄虚作假，已做处理，而克拉霉素片剂等，未发现有作假行为。

走遍所有的路，都是碰壁而归，高纯得出一个结论，“我不是被哪一个贪官弄成这样，而是被贪腐的利益集团和体制害成这样。”但一觉醒来，他又毫不犹豫地重新上路，希望在老路上遇到现代包青天。

高纯的执着非一般人所能为。漫长的15年中，罗永清已于2003年离开中湘康神，中湘康神也于2005年被沈阳同联集团收购，但高纯至今仍要求岳阳市政府，确认克拉霉素等新药注册弄虚作假，为他摘掉“破坏生产、诬告领导”的帽子。

长沙，北京，高纯无论去哪上访，鲜有接访者替他保密。他说，第一次举报，转眼即被湖南省卫生厅药政局官员告诉药厂领导，该厅后来出具调查报告承认，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否认是故意通风报信。有一次，他正在国家药监局上访，该局信访处处长领来药厂两个人，恶狠狠地说“将高纯带走”。

不停歇的战场

公然与领导作对，高纯在药厂的日子可想而知。他说，举报罗永清的第二天一大早，即被药厂领导叫去问话，第三天，董事长林德生骂他“破坏生产、诬告领导”，几天后，林德生说要开除他，因为他给厂里、省里造成巨大损失，需要付出代价。

高纯最终没被踢出药厂，但就此成为阑尾式职工。1995年5月底，他从车间被调到开发处，处长不给他安排具体工作，每月考核，给他的分比正常上班的低一两分。

1998年1月，连年亏损的药厂实行职工轮流下岗制，全厂近1700人，有1/3要轮流下岗，下岗期间每月仅发生活费200元。高纯说，他所在的开发处总共7个人，只有他1人轮流下岗。药厂则称，开发处在编15人，7人轮流下岗，而非高纯1人。

当年底来年初，药厂将暂时下岗改为正式下岗，波及400来名职工。高纯说，他是开发处唯一被要求下岗的，他拒绝在下岗协议上签字，200元的生活费立刻被停发。药厂告诉他，如果不按时签订下岗协议，厂方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同在药厂工作的妻子也受到牵连，和高纯一起下岗。药厂领导让妻子与他划清界限，作为权益之计，妻子于2000年与他离婚。事实上，夫妇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高纯与药厂的矛盾日益激化。高纯说，他被轮流下岗后，一度送液化气补贴家用。1999年5月，送气的牌子被燃气公司摘走，他认定是药厂领导在作祟。当月26日，适逢有贵宾到药厂，他找林德生理论，林说根本不知此事。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他迟迟不肯离去，药厂保卫处处长李新生遂叫来两名经警，一路殴打，将他带走。

事后，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出具证明，称高纯“多处软组织挫伤，耻骨骨折分离”。药厂一再否认打人，称仅仅是强行拖拉。岳阳市纪委和医药管理局联合调查后认定，经警并未殴打高纯，但拖拉时造成轻微伤。高纯说，自那以后 ，他 多 了 一 个 难 言 之隐―――性功能障碍。

少发工资奖金、强制下岗、殴打伤害等事，陆续被高纯加入信访内容中，他认为药厂在打击报复。岳阳市经委、医药管理局等数次前往药厂调查，确认药厂的工作安排存在不妥，如不给高纯安排具体工作，让高纯轮流下岗的时间过长等，但这些都符合政策，并非蓄意打击报复。最后，同意再给高纯一个机会。

2000年3月，药厂决定让高纯重新上班，岗位是技术部资料室普通员工。高纯在调令存根上签了字，但一直未上班，“签字只意味着收到，并不代表同意。”5月份，药厂发文，解除与高纯的劳动合同。

高纯继续到长沙、北京上访，幸运的是，他的事引起《工人日报》关注。10月底，该报刊发了题为《高纯为什么失去了工作》的文章，质疑药厂打击报复高纯。

药厂震怒，立刻以《致工人日报党组、主编的万言书》激烈回应，呈送给包括国家药监局在内的162个单位，同时在厂内各车间处室张贴。高纯说，那段时间，全厂上下多次开会“批高纯、爱企业”。不过，碍于声誉与颜面，药厂最终让步，2001年两次签订协议，同意给高纯办理内退、补上因下岗而少发的工资等。

高纯并不满意，虽然签了字领了钱，“当时是受罗永清胁迫，不得已而为之。”他随即将药厂告上法庭，要求由内退改为退休，这样可以拿到全额工资，而内退只发工资的80%。最后，他败诉而归。

高纯试图开辟新天地，但屡遇刁难。他说，1995年在广州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月薪5000元，且能分房，但因药厂不给提档而泡汤。他曾打算报考执业药师证，去药厂开证明，被以“不在岗”为由拒绝。

“药厂和省市官员之所以敢大规模造假，敢打击报复我，完全因为国家药监局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从2003年前后开始，高纯把矛头对准国家药监局，于是有了前面的故事。2008年，国家药监局并入卫生部后，他把战场挪至卫生部门前。

最近六七年，除进京上访，高纯多数时间呆在广州，杂七杂八干过不少活，如记者、医疗消费咨询员等。

没有退路

3月10日清晨，高纯和二哥拿着康复治疗方案，跟随岳阳市岳阳楼区信访局局长吴曙光等人从北京回到岳阳。一到火车站，又是罗生门。高纯说，他和二哥被送上一辆救护车，“医护人员问去哪里，我说他们没有安排好吗？医护人员说没有，我们只好下车，自己打的找宾馆。”

吴曙光则称，到岳阳前，高纯要求在华容县城租房住，到岳阳后，本计划直接送高纯过去，但车子开出不久，高纯又说累，想找宾馆休息，连行李和药品都没拿就下车走掉。因为高纯不配合，那份方案已经作废。再者，那份方案不是合同，不是协议，没有法律效力。7月1日，岳阳市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解决高纯的问题，20日前会拿出具体方案。

高纯的最新诉求中，大额索赔最为惹眼：15年的举报上访开支40万，工资损失75万；精神损害赔偿30万；细化康复治疗方案，每月陪护费2000元，生活营养费1500元……“我15年坚持不懈做的这些工作，对人民、对党、对政府，都是有益处、有贡献的，政府完全可以给予资助和补偿。”

“一些上访人员纯属私欲膨胀、无理取闹，企图通过上访向政府施压，获取不正当利益。”这是吴曙光所写材料中的一段话。南都记者问，高纯是否属于这种人，吴说，是。

“当初，药厂想拿30万堵我的嘴，我没要；境外有人出价20万，想了解中国医药的黑幕，我一口回绝。”高纯一如既往地表示，他坚持举报，主要因为无法容忍弄虚作假。

29岁到45岁，高纯的鼎盛年华大多耗在举报上，较真已成性格的一部分。2007年，数家媒体以赞许的口吻报道他，但因文内有不妥甚至杜撰之处，他毫不客气地要求刊登更正启事。高纯说，湖南一家报社拒绝道歉，他亲自跑去理论，结果被报社领导打坏耳朵，听力受损，至今没有复原。

2001年，因为性功能障碍，他慕名前往武汉某医院治疗，使用该院自制的H M CU －3注射液后效果明显，自那后，一直用。2006年，该院一名教授来电说，H M C U －3注射液未经临床审批和生产审批，是违规药品。他立刻跑到武汉查证，该院领导不承认是假药。他于是向湖北省药监局、国家药监局等举报，称该院用他进行违法人体试验。

大病初愈，高纯仍显虚弱，但说起过去15年，他能滔滔不绝讲一个下午，仿佛昨日。等身体稍好，他还要去北京，“因为岳阳说话不算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我无怨无悔，干上了，没有退路。”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