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2010－07－29 10:31:47 | 【我要纠错】 | 【字号 大 默认 小】【打印】【关闭】 |
早报记者 曹虹
记者基本权利一直未明确
东方早报：经济观察报的仇子明因对上市公司凯恩股份[13.19 －2.15%]的报道被浙江省遂昌警方通缉，你觉得这一事件和以往的记者被诉案有什么不同？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在新闻报道领域，正常报道行为，即便有失实之处，也上不了刑法，这是国际惯例。
目前的舆论监督权在增长，如去年颁布的《记者证管理办法》，被魏永征(著名传媒学者)评为“微型新闻法”，肯定了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这在以前也是没有的。
虽然这几年，涉及记者的官司很多，但涉及刑法的还是少数。1987年的《民法通则》第101条，明确了保护个人和法人的人格权，包括名誉权。动用刑法是很可怕的，这是同业竞争等情况时才会用的手段。只要记者没有敲诈勒索等行为，是不应该动用刑法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记者会“因言获罪”吗？
展江：这次遏制舆论监督的手段很恶劣，适用法律不当，舆论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我们倒是更应该关注举报人的安全，但浙江是公民社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保护举报人也是记者的责任之一。
东方早报：应该从法制的角度保护记者的权益。
展江：新闻法制没有健全，记者的基本权利没有明确，这使得援引其他相关法律相当苍白。
媒体如何使自己更专业
东方早报：记者在调查性报道中，如何使匿名信息不造成报道真实度的减损？
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记者有义务保护匿名线人，如果记者在采访报道中，做出了“匿名”的承诺，那么，就绝对不应该在报道中公开消息源的身份。
这样做，也许从表面上看，使报道的可信度有所降低，或者容易把报道的准确性过度依赖于记者的职业道德，但背后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目前，从法律保障来说，中国是缺失的，在美国，各州对此规定的法律也有所不同。而从操作规范的角度看，媒体应该有相应规范：比如，一、除记者外，总编辑是否有权知道消息源是谁呢？这样多一个人把关，会避免记者“故意造假”；二、要规定，匿名线人所讲的东西，是事实，而非观点，否则很容易变成“诽谤”；三、要记者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明确实找不到任何非匿名线人用来提供相关证据，即“万不得已”才用匿名线人的必要性；四、报道的内容应该关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尤其普通人)隐私。我想，如果遵循了这四个方面的职业规范，使用匿名信源是没问题的。
东方早报：在目前有关新闻法律缺失的情况下，媒体如何使自己更专业？
张志安：我们需要新闻立法，但不是只为了处理“匿名消息源”的问题，而是归根结底，通过保障新闻媒体的采访权、监督权，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当然，在没有专门新闻法的情况下，有关部门的行政条例，依然是可以有所适用、规范和保护的。比如，从诽谤的角度看，如果能够认定：1、事实失事；2、广泛传播，导致名誉受损；3、记者主观故意。必须具备这三个要义，才判定构成诽谤的话，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记者的权利，也会使媒体败诉几率大大降低。
王克勤(著名揭黑记者、《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记者获取公共信息难，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信息公开程度不够。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信息公开条例》，但操作层面一直有问题，记者从政府、大的财团包括上市公司获取公共信息有难度。
舆论监督整体进入困境状态，一方面媒体积极勇进，公众热情高涨，但是被监督者往往采用三种态度：一是冷处理，就是你报你的，不予理睬；二是热处理，动员自己的媒体做正面报道来掩盖负面；三是狠处理，记者被打被害的事屡有发生。
对传统媒体的管理很有序，但各种新媒体呈现蓬勃之势。这使得社会公众通过新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从而使舆论监督与反舆论监督呈现一种胶着状态。
| 来源: 东方早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