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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垃圾分类,从谁做起

2010-08-05 19:00:26

消息来源:中国法治 评论
2010-05-27 15:28:52 来源: 中新网(北京) 广州,这座大都市在去年因为大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而引发居民大规模抗议,从而引起全国关注。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垃圾焚烧首先需要运作良好的垃圾分类。而广州城作为国内最先试点垃圾分类的城市之一,一边是垃圾焚烧项目上马的急切冲动,一边却是十年试点以来垃圾分类工作的缓慢推进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广州)

6个大号的垃圾袋摆在办公室门口,进来的干部们都要下意识地跳脚绕开。在潮热的空气中,那6个大号的垃圾袋散发出淡淡的味道,那里面是有害垃圾。这里是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广州市城管委”)的办公室,专门负责固废垃圾的处理。

这些有害垃圾在这里至少呆了二十多天,垃圾的主人巴索――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每周都来看望一次这些“宝贝”,他想追踪这些垃圾最终的归宿,政府将怎样处理这些棘手货。但几周下来,它们似乎在这里安了家。

给政府“添乱”

这6袋有害垃圾是番禺小区“绿色家庭”的产物。

2009年,广州市要在番禺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番禺小区的业主们为此曾到市政府门前大规模“散步”表示抗议,最终由于政府和民众的“良好互动”,事态得以平息。但经由这一事件,业主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个共识:要让垃圾焚烧厂减少排放有毒物质,关键是要实行良好的垃圾分类。

当时,番禺区政府颁布了《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方案》,承诺“用半年时间进行垃圾分类大讨论”。为了积极配合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番禺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垃圾分类的志愿者组织“绿色家庭”的成员们率先开始行动了。他们有近百人,主要是三十岁左右的白领,有强烈的环保意识。

他们迫不及待地编写《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指南》,印成A4的传单,在番禺的各个小区散发,并征集志愿者。

在传单里,志愿者们用图表标注着各类垃圾的收集方法。比如,在有害垃圾类别里,有电池、荧光灯管、水银温度计、药品、化妆品、杀虫剂、油漆等图例,并注明要“单独收集特别处理,不能随意丢弃”,对应的分类垃圾桶是红色。

3月21日,“绿色家庭”第一次大规模征集活动从祈福新村开始。一周后,行动扩散到了番禺的好几个小区,大约有2000户绿色家庭参与到了行动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业主都理解志愿者们,在他们看来,“没有接到政府关于垃圾分类的政策,不好擅自行动。”

单单是有害垃圾,志愿者们就集中了6大袋子。这些东西颇为棘手,废品回收站不敢要,自己又不好留,于是只能给政府“添麻烦”,干脆送到了负责垃圾处理的广州市城管委。

按照志愿者们的想法,既然要推行垃圾分类,最首要的,就是要把有害垃圾分离出来,因为这些既不能生物处理,也不能焚烧。但没想到的是,这6袋垃圾就此开始了它们的“试金石”之旅,一“试”之下,志愿者们发现,广州市的现有垃圾分类体系其实运转不灵了。

有害垃圾,谁说了算

4月23日,志愿者巴索和“樱桃白”用旅行箱把6袋有害垃圾拖到广州市城管委。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当时就眉头一皱,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他硬着头皮接过垃圾袋,回复说:“我们会转交给环保局,有害垃圾处理归环保局管。”

广州市城管委是大部制改革中新组建的职能机构,成立于2009年11月,每月23日为他们的接访日。巴索是接访日的“老面孔”,每一个接访日,巴索和他的朋友们必定去和接访者谈广州市的垃圾究竟该如何处理。

现在这6袋有害垃圾的去向成了巴索新的诉求,他希望借此“敦促政府”,能够尽快完善有害垃圾的终端处理。

“这些有害垃圾很有代表性,我就是想知道,广州市实行垃圾分类试点这么多年,究竟是否已经建立起一套机制。如果这些垃圾有归宿了,那咱们的垃圾分类才有进行下去的可能。”巴索说。

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离开广州市城管委之后,巴索查阅了相关文件。他发现,垃圾分类归城管委管,有害垃圾的处理却归环保局管,可回收垃圾归供销社管,过期药品属于药监局管。在番禺,市政园林局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制定方案,国土房管分局负责协调小区物业。

让巴索头晕的是,一袋垃圾背后竟然是这么多部门,谁说了算呢?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2000年全国有8个城市试点垃圾分类推广工作,其中主导部门是建设部;制定政策的是发改委;具体管理资源回收产业链的却是商务部;而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又归环境部主管。多个“婆家”的结果就是,垃圾处理难有统一的规划。最终,当年全国8大城市的分类试点,不到两年时间,就“流产”了。

4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巴索一起来到广州市城管委,那6袋垃圾仍然规规矩矩地躺在地上。负责接待的唐姓工作人员说,“我们已经给环保局发函了,目前还未接到回函。接到回函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一定让你们知道这些垃圾怎么处理了。”

5月8日,当巴索又一次来到广州市城管委,那6袋垃圾赫然还在。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城管委只管垃圾分类,不管有害垃圾的处理,“我们不是主管部门,所以要等环保局的回复。一般他们还要研究。”

“步伐比蜗牛还慢”

按照有关规定,这6袋有害垃圾显然是“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回收后”的产物,应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问题是,对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出来的有害垃圾,广州市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早在2003年,广州市就开始筹建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这是当年广东省“十大工程”中的重点环保项目之一,还被列入世界银行贷款备选项目,2004年就已通过世行组织的评估。据2004年12月的《广州日报》报道,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国家审批。一期计划投资1.7388亿元,填埋场库容量15万立方米,工程计划于明年12月竣工。”《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称,“广州将投资6亿元,于2008年建成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

但最终,这个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却姗姗来迟。在2010年的一份公开招标中,这个处置中心的预计竣工日期为2010年12月30日。

这使得志愿者们将怒火烧到了政府头上。他们纷纷抱怨政府“配套处理不够”,“步伐比蜗牛还慢”。

如今,番禺越来越多的小区业主也抱怨,自己走在了政府前面。“即使送去了,你也知道,政府不会给你分类回收的。那我还分类干吗?”

在广州城管委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副处长刘国柱看来,垃圾分类推广工作最大的瓶颈是,“很多人并不能像自己说的那样去执行。”曾经有一项民间调查,90%的民众支持垃圾分类,但也有90%的人不会分类或者懒得分类。

但现在看起来,这6袋垃圾似乎“试”出了看待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当居民愿意进行分类,“做好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政府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 巴索说。

2009年年底,从市环卫局局长升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吕志毅表示,广州垃圾分类仍处于“初级阶段”。

事实上,十年前,广州就开启了垃圾分类的尝试。2000年全国的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中,广州就是其一。也因为相关经验,广州主编了分类标准,由建设部作为国标颁布实施。然而,作为国内最先试点垃圾分类的城市,这个城市依旧没有实现从源头上的“垃圾分类”。而在全国,真正从源头实现垃圾分类的大中型城市至今还没有。

这个城市拥有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总投资1000多万元的垃圾分拣中心,引进了法国固体废弃物分拣打包流水线,但每天只可分拣回收垃圾300吨。从效率来看,这与广州每日产生1.78万吨的日常垃圾,相距甚远。

但在广州市环卫局副局长张建国看来,广州目前的垃圾分类已算不错,“物品从成为垃圾开始,直到倒入填埋场,最少已经经过三次分类,已经做到非常细了。”

在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试点中,广州市政府明显地加大了宣传力度。在距离市城管委不远的公交车站的宣传栏里,写着大大的“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标语。而在城管委的办公室里,那6袋有害垃圾却依然散发着淡淡的味道。

一只挂钟

事实上,政府的努力持续不断。2009年底,番禺区政府确定了三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分别是洛浦街海龙湾小区、桥南街华景新城小区和市桥实验小学。

但直到2010年4月之前,区政府除了在上述小区增设分类垃圾桶、在小区内打出“垃圾分类”的公益广告以外,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广州市政府用来作为垃圾分类经验推广的是越秀区的东湖街。2009年5月,“分类得”公司进驻东湖街的五羊新城,一支仅有23人的环境服务队伍开始主导这里的垃圾分类。

“分类得”公司总经理杨静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创业初期,“宣传找环保局和教育局,垃圾分类找环卫局,拨款找科技局,下岗工人找劳动局。接下来,就靠自己了。”

杨静山说,“我们就是告诉居民,把臭的放在一个桶里,不臭的放在另一个桶里。”然后定期上门回收。到目前为止,已有5个大型服务社区、8000多户家庭参与他们推广的家庭垃圾分类,成果是“每天回收再利用资源3 吨,为社区居民增加月收入2.74 万元”。他们还发放了“爱心环保卡”,工作人员定时上门回收再生资源废品时,将可利用的废品折合成现金或爱心积分卡上的积分,居民可凭积分到粮油超市兑换大米、食油或者牙膏。

在杨静山的想法中,政府和居民都把垃圾处理看作是公共事务,但在企业家眼里垃圾处理是循环经济。“只要有利润,就会有企业进来。现在,垃圾分类回收的市场非常大。我不讳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挣钱的,我至今投入了不到100万,但回报很大。”杨静山说。

他反而不希望政府过多地主导这个事情。“只要行政单位能配合,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够了。” 现在,这支环境服务队伍已经发展到了近百人。

但有害垃圾依然是个问题。对于回收有害垃圾,杨静山称,“这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显然,“分类得”公司也拿有害垃圾没办法。

试点后,东湖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广州市垃圾分类的典范。2010年1月25日,广州市城管委在东湖街举行了隆重的全面推广垃圾分类启动仪式。

巨大的市场吸引了新的企业进入。4月15日,番禺区城管局、洛浦街道办邀请巴索和海龙湾的业主开会交流垃圾分类事宜,决定将中创沃德公司引入海龙湾小区,由该公司“无偿向海龙湾每户提供一个储物箱和一个厨余食品垃圾桶,收集厨余垃圾”。

“对企业来说,番禺(对垃圾分类)的民意支持就是一个无形的市场。”中创沃德总经理段德连说,“有了民意的支持,政府才会接触我们的方案,然后才有试点。”

4月26日,海龙湾垃圾分类试点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不到两小时,共有270多户人家和中创沃德公司签约。

但隐忧仍然存在。广州市城管委的刘国柱坦言,垃圾处理是一个特殊行业,涉及公众利益、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具有公益性质,而企业化的运作最终追求最大利润。对于无法给企业带来利润的那6袋有害垃圾,企业并没有动力去收集和处理。这样的矛盾,最终只能通过立法来解决。

在2010年年初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上通过了《广州市2010年度立法计划》,垃圾分类名列其中。

一边是垃圾焚烧项目急切上马的冲动,一边是十年试点以来垃圾分类的缓慢推进。最新的消息是,巴索送到市城管委的那6袋有害垃圾,在广州市的现行垃圾处理体系下,仍然还没有寻找到真正的归宿。它们在市城管委的办公室里“与公务员为伴”近一个月后,被运到环卫系统的一个洒水车队,暂时封存。

不久前,有志愿者给广州市城管委送去了一只崭新的挂钟,希望后者能明白他们的心意:“时光流逝,垃圾分类不能再拖。”而城管委有关负责人也承诺,会把这只钟挂在垃圾分类处的墙上。★

横县样本:

“洁癖”是怎样养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西这座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广西横县、北京)

“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

一个可乐瓶刚被抛进横县横州镇西街某小店门前的一个垃圾桶里,即刻引来了女店主条件反射似的喊声――“不能丢那里!那个桶是用来装不可回收的!”

她从店里出来,捡起可乐瓶,拿回店内一个角落,那里还堆放着十几个饮料瓶。这个红色的垃圾桶旁边,还有一个垃圾袋,装着一袋等着堆肥的烂菜叶。

很难从女店主的“洁癖”想象出,十多年前,这里曾是横州镇最脏乱差的地方。

横县是一座拥有2100多年悠长历史的小城,在它一路兴衰走到20世纪90年代末时,这个已拥有9.8万人口、城区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县城,就同今天的巨无霸都市一样,提前陷入“垃圾围城”的困惑。为此横县政府在2000年正式开展了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一如今天中国城市里正红火上市的垃圾分类运动。

10年后的今天,垃圾分类已经渗透到横县70%居民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想不分类都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小县城的垃圾分类,是中国各大城市的“先知”样本。

堆“圾”成山

那时候垃圾问题刚摆上政府的案头,大家都很头大。“只能去想办法解决”,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回忆道。

横县的垃圾问题曾经不是个问题。在这个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农业大县,分布着大片的果园和农田。一直到90年代中期,横县的垃圾都是直接送到附近的果园和农田里去,那阵,小农经济下产生的垃圾成分比较简单,少有塑料包装之类,垃圾可以直接送到果园去堆肥,农民们抢着要。

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个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县城经济逐渐有了起色,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商品多了,因此包装就多了,垃圾也多了。”

这一时期,伴随着城区建设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县城生活垃圾产量大幅度上升,垃圾日产量由80年代的十几吨增加到六七十吨,并且还在以每年5%至8%的速度继续往上涨。

慢慢地,当环卫工人再把垃圾送往农田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了――“垃圾成分太杂,比如塑料袋降解时间需要200年,因此堆肥的效果很不好,即使你给农民钱,他们也不要这些垃圾了。”陈增洪说。

这下环卫站郁闷了。每天清扫出来的垃圾不知道往哪里放,只能偷偷找偏远的山沟里做简单填埋。环卫站的何站长说,好不容易在县城东小区附近征用到4.7亩场地,但“每年都要租车清运该场的垃圾2至3次,还要支出50至60万元的清理运输费用”。

即使这样,空地也越来越难找。即使好不容易找到了,周边较真儿的农民也会和环卫工人理论,“这会污染环境,我们的健康怎么办?”

当时环卫站对这些棘手的垃圾很茫然,环卫工人也常因此挨农民的骂,久了工人就不耐烦了,有时候罢工,一两天不打扫街道,结果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连大街上,也满满地堆上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何站长说,“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放一把火烧掉。”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那时被垃圾搞得乌烟瘴气。

西街和马鞍街两条街道的居民的房子背靠郁江,因为街道非常狭窄,环卫车开不进来,本着“眼不见为净”的原则,居民们就径直将垃圾丢入郁江,看着这些垃圾顺着珠江的支流往下游。

越来越多的人把垃圾往郁江里倒,在郁江和这些居民的房子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垃圾场”,臭气熏天,窗户一年四季都得紧紧闭着。

“别小看这些居民,其实他们有很强的‘环保意识’。”陈增洪说。1993年,经国家教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荐,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与横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从1994年到1999年,IIRR在横县广泛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但那时的环保启蒙未免过于原始,“所以他们懂得垃圾乱堆放会污染环境,也会危害健康,当然就不愿意在自己周围建垃圾填埋场。”

时任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的张兰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政府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于是询问项目成员,垃圾处理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一队由县政府负责人、环保局、建设局、教育局和环卫站组成的参观学习团队,来到菲律宾的西朗镇,考察了那里井井有条的垃圾分类情况,回来以后就狠下决心,要在横县推行垃圾分类。

“其实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陈增洪说。那时候垃圾焚烧项目还没有大规模上马,而且一个垃圾焚烧炉最少也要好几百万,横县也买不起。横县毕竟是县城规模,垃圾虽多,但肯定也不够炉子烧,肯定会浪费。于是就只能是用填埋或堆肥的办法处理。

“我们以前就是堆肥处理。垃圾不纯了,进行不下去,那我们就分类吧,”陈增洪说,“恢复垃圾的纯度,就能够再进行堆肥了。”

“高难度”的垃圾分类推广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由IIRR项目负责,对骨干进行培训。第一批骨干有40名,大多是学校教师,乡镇企业管理人员,还有4名村干部。第二批就扩展到80所学校的教师,22个乡镇企业经理和环保人员,受训的村干部也拓到300名。

IIRR的“平民教育”理念是“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的潜能”。张兰英记得,最初做培训的时候,他们邀请一个做了20多年环卫工作的资深女工发言,她站起来就哭了,说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这样的认可,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我一定好好干。

大规模进行垃圾分类培训的同时,由环保部门、环卫处和科研工作者配合完成了横县垃圾的成分调查,结果表明,“横县垃圾可以分成两类:可堆肥的垃圾(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18.76%);横县每天产生的垃圾大部分可做堆肥使用。”

民意调查同时启动。由IIRR和小学生们联合在街头上发放问卷,调查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同意自行分类后再处理垃圾,参与率达到98%,支持率达到87%”。

一切准备就绪后,执行的第一步是如何选择试点的地区。起初,对于从哪里开始,项目团队有过分歧。有人建议应该从“素质高”的地方入手,比如城北区,那里多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员居住,“开展起来会容易一些”;但几经讨论,项目团队达成了共识,他们抱着攻坚的决心认为,应该从垃圾问题最严重的西街和马鞍街入手,因为那里的垃圾危害最严重。

在“高难度”的西街和马鞍街,共236户居民必须全部参加试点。居民多是小商小贩,他们早已养成直接往郁江倾倒垃圾的习惯。

于是,围绕着垃圾,一场小镇居民和政府官员的博弈开始了。

当政府官员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到西街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在“平民教育”中习惯了和政府官员平等对话的人们,开始直起腰杆和政府谈判。“如果你让我做垃圾分类,那么政府必须先把我屋后那些陈年的垃圾处理掉,如果你连这些都无法处理,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好垃圾分类?”

环卫站马上不声不响地把郁江边厚厚的、散着浓郁咸鱼味的陈年垃圾清理了。不但如此,环卫站还设置了专人上门回收垃圾,这样一来,虽然垃圾车无法开进小巷子,但往后大伙把垃圾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政府的果决行动让居民们服气了。等到政府再来做工作的时候,他们拍着胸脯保证,“菲律宾人能做好的事情,我们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万事开头难。

这236户试点家庭得到了政府发放的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一个桶放吃剩下的食物,另一个桶放其他的东西。“这样的分类很简单,连老太太都会。”陈增洪说。

环卫工人每天下午6点左右来收集一次,有害垃圾则每周日收集一次。

环卫工人会细心地做好每家每户的登记,分得很好的家庭,会得到一些小奖励,比如一包洗衣粉,一块肥皂;不按规定分类的,当面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分,如果不在家,就在家门口贴一个改进的小纸条;屡教不改的,看见没分类,就不收他家的垃圾。陈增洪说,“其实从法律来说,我们不收没分类的垃圾是没依据的,但居民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做法。”

拿到了小奖励的居民非常高兴,他们口口相传地告诉周围的邻居,“如果做得好,会有小奖励。”

这时候,当地对西街和马鞍街垃圾分类的宣传铺天盖地,一户城北区的居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时候城北都很“眼红”,一是可以偶尔得到小奖励,二是被垃圾围困的滋味实在不好受。真正等到城北开始垃圾分类那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项很光荣的政治任务”。

垃圾分类的试点刚刚进行了三个月,IIRR项目与横县政府的合作到期。“那时候项目的钱也基本用完了。”陈增洪说。

项目到期时,横县召开了一个对当地而言“规模无比庞大”的国际总结研讨会。那次会议有200多人参加,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和NGO组织的成员等,不过,其中当地基层的代表就占去了150多人。

会议上,横县的垃圾分类实验成为了最大的亮点。日本来的专家觉得很震撼,说,“日本做了好几十年才做好的垃圾分类,你们三个月就做到了。”

香港浸会大学的黄焕忠教授更是兴奋得两眼放光。“都说香港人素质高,但大陆一个偏僻的县城,居然能用三个月就能达到95%以上的正确率。” 通过IIRR,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给予了横县垃圾分类试点工作资金上的支持。

“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万,横县政府配套了十万进行了堆肥的试验。”陈增洪说,从2001年4月开始,县城的垃圾分类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根据实际情况,走“县城四周包围县城中心”的路线,做到“实施一片,成功一片,巩固一片,再发展新一片”。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县正式成立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分管环保的副县长亲自挂帅,下设“实施领导小组”,建设局、农业局、教育局、环卫处等部门领导均名列其中。每一部门职责均有明确规定,并得到了政府的“授权”。

在垃圾分类试点逐步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倾其全力,投入273万,完成了垃圾综合处理厂的一期工程,并于2004年7月开始正式运转。其中包括三个垃圾中转站,一个垃圾填埋场和一个生物堆肥厂。

“居民做好了他们该做的,政府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虽然最初我们的配套跟不上,但居民知道政府在努力地去做,他们的分类就不会停下来。”陈增洪说。

据横县政府提供的资料,“至2008年6月止,横县的分类工作已经普及推广到9300户居民,100多个单位,80多间大型酒楼,13所中小学校,3间农贸市场,占到了整个横县的70%,分类正确率达到95%以上。”

资金瓶颈VS“我们赚大了”

但陈增洪称,垃圾分类在横县,如果要继续推广,难度很大。 “我们花了20万,发动了70%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还剩下环城路内30%的居民,囿于资金问题,垃圾分类的推行还没有完成。

“我们原本想申报示范点,但现在看来,不可能。”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说。

除去宣传的费用,在分类收集和运输上增加的人力必须考虑在内。以前,横县只用一个人开着一辆环卫车走一趟,居民把垃圾丢车上就成;但现在,必须有人上门收,环卫工人现在每人每天的工作量是350户。如果要继续推广,还得增加好几十人。

在这个2009年财政总收入终于突破7亿元的农业大县,财政收入常年入不敷出。为垃圾的数百万投入,已属“巨资”。

陈增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虽然横县花了20万做垃圾分类的普及,但收益是巨大的。以前每天要填埋60到80吨,现在只要填埋20吨不到,光这一项,就能让垃圾填埋场延长3倍寿命。“如果再加上解决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加上资源回收利用的价值,我们赚大了。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得想方设法把剩下的30%也推广了。”

横县也试图招商引资,但“因为垃圾的规模太小”,所以暂时还只能由政府大包大揽。他们曾经尝试过与一家化肥厂合作,共同完成堆肥。但随着分类区域的扩大,堆肥部分垃圾很快被附近农民捡去做猪饲料,每天拉到化肥厂的可堆肥垃圾量由投产初期的5~6吨锐减至2~3吨,已不能保证厂方盈利,运作一个多月后停产,协议终止。

目前横县共有废旧回收店20家,每天收回的各种废旧物约12吨。

“垃圾处理的确是循环经济,但横县政府在垃圾分类带来的利益分配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横县,在中国各地,政府都应该想清楚,在这个既是公共服务,又是循环经济的行业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张兰英说。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胡彦

[责任编辑:中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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